端点星
2020-02-22T08:28:24+00:00
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Terminus
端点星
terminus2049@protonmail.com
防疫死角:武汉养老院多名老人感染后死亡,有人去世前感叹“死了算啦”
2020-02-21T00:00:00+00:00
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archive/2020/02/21/nursing-home
<p>原文来自「腾讯新闻事实派」:<del><a href="http://206.189.252.32:8088/">防疫死角:武汉养老院多名老人感染后死亡,有人去世前感叹“死了算啦”</a></del></p>
<p>(本文由南方周末独家授权腾讯平台,任何第三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p>
<p>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汤禹成 南方周末实习生 闫力元</p>
<p>网络编辑:吴悠</p>
<hr />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1/R5JCqQbohXeyUKO.jpg" alt="" /></p>
<figcaption>2020年春节,武汉市社会福利院全体174名职工和457名老人一起过年。(武汉市民政局官网截图/图)</figcaption>
<p>(本文首发于2020年2月20日《南方周末》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特刊“疫线报道”)</p>
<p>王红拒绝将78岁的父亲接回家,她担心父亲经不起折腾,亦担心交叉感染,“我们家是大家庭,把老人接回来怎么办?”</p>
<p>2020年2月16日早晨,武汉硚口区社会福利院通知王红,她父亲的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确诊患上了新冠肺炎。福利院医务室的工作人员还告诉她,里面有好多老人发烧,这批核酸测了6个,她父亲是唯一的阳性。</p>
<p>到了那天傍晚,父亲才从福利院19楼的两人间,转至3楼进行单独隔离,但医院的床位还需等待。</p>
<p>此前,这家福利院已有人检测出核酸阳性,也有阳性的老人已经离世。</p>
<p>虽然拒绝了福利院“接回老人”的要求,但王红心里急,2月15日,她知道父亲发烧并做了核酸检测后,就在微博发帖求助,称该福利院己确诊1名新冠肺炎病例,目前有多名老人发热,院内医疗及防护物资耗尽,急需援助。</p>
<p>王红的忐忑经历并非孤例,微博和志愿者微信群中,越来越多的求助与养老院中的老人有关。</p>
<p>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武汉市各福利院从1月下旬开始实行封闭管理,但这似乎没有阻隔病毒蔓延,近来,武汉已有多家养老院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一份武汉市民政局下发给各福利院长的通知显示,“武汉市有养老机构老人外出就医后,返回养老院导致院内人员被交叉感染新冠肺炎的事故发生”。</p>
<p>这是疫区中一个本不该被忽视的角落。但在新冠疫情之下,老年人集聚的养老院、福利院,几乎成为了最脆弱的地方。</p>
<p>老人发烧渐多,医院床位犹缺,院内隔离仍存隐忧,最脆弱的地方正在经历什么?</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1/JUvQNRlbK8YpkVi.jpg" alt="" /></p>
<figcaption>老年人是新型冠状病毒易感人群,养老服务机构是老年人密集的场所。2020年春节期间,武汉市社会福利院全体在岗职工返院与老人吃住一起。(武汉市民政局官网截图/图)</figcaption>
<h3 id="三位老人离世">三位老人离世</h3>
<p>硚口区社会福利院是一家大型公办养老院,拥有532张床位,主要收养特困人员、代养社会老人等。</p>
<p>往常的日子里,福利院每天都会为老人安排活动,看电影、唱歌、画画、做手工。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那天起,这些活动都被取消了。</p>
<p>接下去的举措一步步趋严。1月25日是农历大年初一,福利院开始封闭管理。硚口区另外几家养老院的院长都证实,初一前后,区民政局下发文件,规定养老院里的老人不能出去,家属也不能进去探望。</p>
<p>更早的1月23日,民政部发出通知,要求“抓紧制定养老院、儿童福利机构等民政服务机构的疫情防控预案”。但在一名护理工的印象中,此后还是会有人稀疏进入硚口区社会福利院大楼,1月29日才彻底与外界隔离。</p>
<p>这里的老人大多在70岁至90岁之间。很多人无法自理,免疫力低下,新冠肺炎来袭,他们成了最脆弱的群体之一。</p>
<p>截至2020年2月18日,硚口区社会福利院至少有3位老人陆续在发烧后去世。这其中,有人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也有人为阳性。福利院的一名内部工作人员介绍,最早离开的是住在25楼的王军,2月1日开始发烧,持续6天后,到武汉市第四医院做了CT检查,显示双肺病毒感染,于翌日去世。</p>
<p>过了5天,20楼的肖邦仪去世。又过了一天,2月13日,住18楼的邹天银老人也离开了,邹天银的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他在1月31日开始发烧,此前,18楼也有其他的老人发烧。</p>
<p>25楼的潘阳生稍显幸运,他在2月3日发烧,2月7日退烧,但至今乏力。</p>
<p>福利院的医务人员在连线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潘阳生和第一个去世的王军,都受到过护工周红的照顾。周红是福利院里最早出现身体异常的护工。</p>
<p>在王军发烧之前,1月28日,周红就感到有些不舒服。她以为只是普通感冒,没去医务室,只把消息告诉了所在楼层的护工班长。事后回看,这个消息没有及时抵达福利院管理层。</p>
<p>周红勉力上班,到2月2日,实在难以支撑,就去了医务室。医生为她量了体温,有些发烧。她随后被隔离到3楼一个单间里。3楼原本是福利院的“老年大学”,现在被用来作隔离区。</p>
<p>福利院院长陈捷说,直到2月6日,区里下拨了一批核酸试剂盒后,福利院才给发烧的护工和老人们做了第一次检测。</p>
<p>第一批检测的核酸样本中,有2个阳性,邹天银是一个,周红是一个。2月8日转到方舱医院后,周红是吃了睡,睡了吃,很快不再发烧,但仍觉乏力。</p>
<h3 id="交叉感染的风险">交叉感染的风险</h3>
<p>这些发烧者所在的福利院,是一栋25层大楼。护工、老人,以及众多探望老人的家属,平常就在里面流动。</p>
<p>根据健康状况,老人被分布在7-25楼的不同楼层。17-25楼住的大多是生活难以自理的老人,周红就负责照顾25楼的老人。虽然此前已进行封闭管理,但大楼内部,人员流通一直如常。一百多名护工白天分散在不同楼层,到了晚上回到6楼职工宿舍休息。</p>
<p>周红起初认为自己不会得新冠肺炎的依据是,福利院包吃包住,护工很少外出,发病前一个月,她甚至都没走出福利院大门。但她确实接触过那些来探望老人的家属,“有些家属一星期来一次,也有些一个月都见不上一面。”周红也说不清自己最有可能的感染时机。</p>
<p>确诊2例后,2月9日,在医务室建议下,福利院的管理更加严格,开始分楼层隔离,护工住在所照顾老人的同一楼层,不同楼层的人员之间不再流动。</p>
<p>但并非医务室提出的所有建议都会被采纳。医务室一名工作人员透露,他们也曾提醒院方,需要把所有发热人员都隔离起来,但院方并没听从。</p>
<p>2月15日,福利院进行第二批核酸检测。一天后,王红的父亲成为福利院确诊的第三人。他搬到了三楼隔离间,独自一屋。此前,他一直和其他没有发热的老人住在一起。</p>
<p>医务室一工作人员说,最让人担心的就是这样的隔离。他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在福利院,消息是封闭的,院长没有告诉护工和病人有疑似病例,很多人还以为只是普通发烧。</p>
<p>前述福利院内部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截至1月17日,福利院共分三批对15个人做了核酸检测,这意味着,这所福利院里至少有15人有了发烧症状。</p>
<p>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福利院尚未给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做核酸检测,一些密切接触者仍在从事护理工作。一位住在自理区的老人告诉家人,他的护工还不知道福利院内有新冠病毒的事,而且也不穿防护服,之前和“阳性病人”密接的护工尚未停止工作。这让老人感到忧惧。</p>
<p>福利院的防护措施并不规范,一名医务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那里的老人平日几乎都不戴口罩,护工有些戴,有些不戴。疫情严重后,一些医务人员穿上了工业防护服,还被护工嘲笑:“那你里面是不是还要垫个纸尿片?”</p>
<p>“隔离了也是前功尽弃”</p>
<p>交叉感染,已成武汉养老院中普遍存在的隐患。</p>
<p>张秀秀在硚口区经营着一家小型养老院。1月底,1名护工发烧后,张秀秀将其隔离,后来又陆续出现2名护工和4名老人发烧。但张秀秀只将护工单独隔离,直至他们被家属接走或转入隔离点,而基本没有对老人采取隔离措施。</p>
<p>“隔离了也是前功尽弃。”张秀秀曾隔离过一个持续发烧的老人,不谈养老院简陋和非专业的隔离条件,老人卧床,需要护工照顾,护工照顾好一位老人后,又要照顾下一位,张秀秀认为这也可能造成交叉感染。因此,其他一些老人出现“有时发烧、有时不发烧”的症状后,考虑到隔离了“无济于事”,张秀秀不再对他们进行隔离。</p>
<p>那位被隔离的老人本来身体不错,但发烧后身体一天比一天差,2月18日,张秀秀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老人3天前去世了。</p>
<p>张秀秀回忆,老人在最后的时刻饭也不吃,有一次吁了一口气说,“死了算啦”,张秀秀知道她放弃了。</p>
<p>老人病危时,张秀秀给她的儿子打了电话,无人接听。后来又打给她的儿媳,儿媳说丈夫因为感染新冠肺炎被送入重症病房了,自己居家隔离没法出来。</p>
<p>不只硚口区,江岸区亦有多家福利院存在类似问题。武汉市民政局规定“老人就医后不得再回养老院”、“所有养老院内有发热老人,按程序往社区、街道报送,并将发热老人当做疑似人员对待”,但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多家养老院后发现,发热老人确诊前没有规范隔离、患病老人去医院拍CT后回到福利院的现象仍存在。</p>
<p>乐丹的外婆住在江岸区怡馨养老院,老人2月3日开始发烧,养老院通知病人家属做CT,5日乐丹把外婆带到街道医院做了CT,结果显示疑似新冠肺炎病毒感染,外婆这才从原先的五楼送到四楼单独隔离,此前,她一直住在一个三人间。</p>
<p>刘望珍的父亲刘云喜80岁,已在江岸区社会福利院住了8年。2月15日,刘云喜开始感到不舒服,3天后,院方要求家属陪伴老人做CT,结果确诊老人患上了新冠肺炎。但由于没有床位,老人又回到福利院,中午没吃饭,刘望珍晚上九点钟和父亲通话,得知其还没吃到饭,焦急之下,给主管打了十几通电话,始终无人接听。</p>
<p>在刘望珍的叙述里,福利院从1月23日开始与外界隔离,但院内并无更多隔离措施,直到2月16日,刘云喜还每天自行下楼到养老院食堂买饭,和众多老人一起吃饭。</p>
<p>刘云喜住两人间,被临床诊断为新冠肺炎之前,一直住在原来的房间,18日确诊后单独隔离,截至发稿仍未转至定点医院治疗,家人四处求助。</p>
<h3 id="应该归谁管">应该归谁管?</h3>
<p>家属们在等待床位,福利院也希望家属接走已确诊和疑似患病的老人,去寻找医院治疗。</p>
<p>硚口区社会福利院院长陈捷这样解释自己的主张:“我们这里只有一些普通的药,并没有能力治疗大病。”</p>
<p>现实情况却是,有些家属正因隔离无法出门,有些家属缺防护设备害怕交叉感染,希望福利院帮他们解决问题。亦有家属担心,一旦将老人接出硚口福利院,疫情期间可能就无法再回福利院,加上各小区又实行封闭管理,可能短期内无法给老人找到住处。</p>
<p>对于不能被家属接走的老人,陈捷认为还应该在院内隔离治疗,他不主张疫情期间将老人安置到隔离点。他说,福利院有许多全瘫老人,如果贸然将他们送到隔离点,护理不到位,很可能引起老人的意外,“这些比较特殊的人群可能需要更进一步的特殊隔离,所以像目前这样的情况,一般我们是跟社区通报,我们在院内进行隔离”。</p>
<p>这也是王红的想法。硚口区社会福利院所在易家街街道办负责收集信息的工作人员说,他在2月16日和王红有过沟通,王红的诉求是希望将福利院整体隔离,再对其中的医疗资源进行升级,而非将老人转诊到其他隔离点,“她怕老人经不起折腾就走了”。</p>
<p>该工作人员坦言,街道这边并无升级福利院医疗条件的能力,只能负责上报。他进一步解释了福利院问题难解的原因,福利院由民政部门直管,很多具体情况街道不掌握,“福利院自成一套体系,他们如果向我们提出帮忙,我们就帮助,至少楼在我们这边。”</p>
<p>另外,该人士认为,现在要求群众以社区为单位来登记,包括转运病人都是以社区为单位进行,但福利院里居住的老人来自各街道各辖区,这也给工作带来了更大的不便。</p>
<p>在硚口区民政局那里,却有另一番说辞,民政局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此前有领导去调研时就明确表示“协调的事情是属地管理,要和社区街道沟通”。</p>
<p>尽收尽治政策之下,前述街道办的工作人员说,“领导有指示,福利院虽然不是我们社区直管的单位,不管家属什么想法,但如果说他有生命危险,我们肯定还是尽量要把他送医院”。而王红通过微博发帖不久,她的父亲就在2月17日下午离开了硚口区社会福利院,被转入定点医院。</p>
<p>“连注射器都没了”</p>
<p>疫情严峻,硚口区社会福利院对还在院内的老人和工作人员采取了一些防护和救治措施,尽管不是很专业。更糟糕的是硬件差,有些病人症状比较重,自己每天也很担心,但福利院几乎什么都没有了,“不是紧缺,是没了,连注射器都没了。”2月16日,一位医务人员对此感到无奈。</p>
<p>福利院隔壁,就是硚口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但两者隶属不同系统,“我们和福利院的医疗物资并不共享,只是位置挨着。”2月17日,硚口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p>
<p>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硚口区几家福利院的防护服等设备是民政局最近两周才送到的,但只是工业防护服,防护镜都是糊的,医务人员平时会戴三层普通口罩,他们心里怕。隔离衣重复使用,穿一个多星期,不然也不够,“我们要很小心,不弄破。”同为硚口区一家养老院的院长张娟说。</p>
<p>张秀秀这两天收到了民政局给她养老院发的4套隔离衣,院里大约有二十个护工,这些显然不够用。</p>
<p>物资的紧缺只是捉襟见肘的一个方面。养老院面临的,还有疫情给整个社会系统造成的无序。</p>
<p>前不久,张娟的养老院有位老人全身水肿,排尿困难。平日,她只要打电话给私人诊所,医生很快就会过去。但是那天,没一个医生愿意去,就算付双倍的价钱,也没人愿意。</p>
<p>张娟的养老院有三十多位老人,十来个护工。医务室的医生、护士已在过年前回家。她说,规模较大或医养结合的福利院,有更充足的医疗资源和更专业的医护人员应对疫情,她的小托护院如果遇到疫情,显得更为脆弱。她每天睡不着觉,也想过如果自己的托护院有老人染病该怎么办,“只能去求助民政局了”。</p>
<p>汉兴阳光养老院院长吴明荣和五十多名员工一直驻守在养老院。正月初四,有一个老人死去。吴明荣求助市长热线找人运送遗体,从凌晨4点到晚上7点,足足等了15小时。在往常,遗体2个小时内就要运出。</p>
<p>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吴明荣说:“这里是临终关怀的地方,我们希望老人能在这里很安静、很宁静地走上生命的终点,老人走掉了,得不到相关处理,确实是我担心的事情。”</p>
受歧视遭退租被辞工,湖北籍农民工流落深圳烂尾楼
2020-02-21T00:00:00+00:00
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archive/2020/02/21/homeless
<p>原文来自「财经十一人」:<del><a href="http://206.189.252.32:8088/">受歧视遭退租被辞工,湖北籍农民工流落深圳烂尾楼</a></del></p>
<p>文 杨立赟
编辑 余乐</p>
<hr />
<p>因为疫情形势严峻,身份证上的“湖北”二字,让一些身处外省市的湖北务工者暂时无家可归、无工可打。“他们不要救助,需要工作。应该有相关部门出来宣传一下,否则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p>
<p>这是陈旭东流浪的第8天。<strong>虽然已经一年没回过湖北,但他身份证上开头代表湖北籍贯的数字“420”,是让他近日在深圳无处容身的唯一原因</strong>。</p>
<p>从2月13日起,这个来自湖北咸宁的小伙儿被房东强行退租,因为现在也无法返回家乡,他不得不在深圳过起了露宿街头的日子。“春节没有回湖北,因为没赚多少钱,来回还要花路费,干脆就留在深圳了。”24岁的陈旭东对《财经》记者说,疫情来得突然,决定留在深圳过年时,未料变成如此境地。</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1/wxsVrQM7eY2l5Fk.jpg" alt="" /></p>
<figcaption>陈旭东住在一个烂尾楼里,靠两条被子取暖。供图/受访者</figcaption>
<p>陈旭东在深圳打工已有一年。2020年1月,他通过一个二房东租住了一个房间,1月还能自由出入小区,2月7日开始需要登记、领取通行证。面对疫情来势汹汹,人人闻听“湖北”色变。<strong>业主得知二房东把房子转租给了一位“湖北人”,坚决要求退租。“房东宁愿退钱也不让住了,第二天必须走</strong>。”他称,该名业主同时赶走了另一名湖北孝感籍的租客。</p>
<p>陈旭东认为自己并不比其他人有更高的携带病毒的风险。<strong>据他说,到深圳打工之后,已经一年没回湖北了,最近也没有接触过湖北来的人:过年回湖北的都出不来了,一起流浪的湖北老乡近期都没有回去过</strong>。</p>
<p>当然,并非所有湖北籍租客在深圳都会被扫地出门。据陈旭东了解,可能由于自己是1月份租的房,距离疫情爆发的时间太近,物业和业主因此都很担心;那些湖北籍的长租户待遇会好些。</p>
<p>离开小区后,他曾经找过一些宾馆。“我身上有钱,但住不了宾馆。”<strong>他找了几家,总是先问一个问题:“这里可以住人吗”,对方说“可以”;第二个问题:“湖北人可以住吗?”“不可以。</strong>”</p>
<p>他甚至报过警——“我们最不怕的就是110,现在只要不是犯罪,他们都不会理我。<strong>让我去救助站,但救助站又踢皮球</strong>。”陈旭东称,他去过所在的深圳龙华街道的三个临时救助站,“都说人满了,叫我去另一个”。</p>
<p>于是,他带着两条被子,在临街的商铺屋檐下,或是废弃烂尾楼里,住了一夜又一夜。2月15日前后,深圳下雨降温,他在被子前支起一把伞,但依然打湿了。手机没电,一开始用共享充电宝,近期涨价到一小时3元,他承受不起,有时便在还没复工的商铺外找个插座“蹭电”。一觉醒来,有些插座已被“有心人”用胶水堵上了插孔。</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1/8dfCakohXiGp7gT.jpg" alt="" /></p>
<figcaption>陈旭东曾在还未复工的商铺外“蹭电”,但有些插座已被“有心人”用胶水堵上了插孔。供图/受访者</figcaption>
<p>露宿街头的日子,陈旭东却不孤单。通过“百度贴吧”,他结识了同病相怜的几位湖北老乡,大家报团取暖。“苦中作乐。白天到处逛逛,龙华公园那边有很多流浪汉,过去找他们聊聊天,逛累了晚上去睡觉。”</p>
<p>实际上,陈旭东并不希望这样游手好闲。这些天,他没有停止过找工作。农民工找工作,往往通过老乡介绍、或者找作为中介的劳务派遣公司。“<strong>中介发的大部分招工信息会说,湖北籍已满,就是委婉地拒绝湖北人。以前不会有这一条。</strong>”</p>
<p>整个流浪的过程中,陈旭东一直保持着乐观和对现实的容忍。雨淋湿了被子,他说:“还好,只湿了一个角,不冷”;对于把他赶走的二房东,他也表示理解,并且因对方帮他看顾行李,心生感激,出于保护对方的目的,他不愿透露那个小区的名字。</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1/diLM9DXwHv8BYpS.jpg" alt="" /></p>
<figcaption>前几天,陈旭东住在这个临街的商铺门口(如红色箭头所示)。供图/受访者</figcaption>
<p>有一件事让他一时有些恼火。</p>
<p>2月17日上午,陈旭东跟着一起流浪的湖北老乡,通过一家名为“天杰”的劳务派遣公司去欣旺达工厂面试,当即被录取。他非常高兴,对《财经》记者说:“是流水线上的工作,我也不知道具体做什么,有活儿干就行。每小时17块钱。明天开始上班。”他说,入职之后将先进入宿舍隔离14天,这段时间工厂也包吃住,每天两餐。</p>
<p>然而短短几个小时之后,他又失业了。“<strong>工厂打电话来,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湖北,就不要我去了。</strong>”陈旭东忿忿道:“以后当白领,好歹光彩一点。”</p>
<p>深圳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300207.SZ)于1997年创立于深圳,是一家锂离子电池制造企业。截至发稿,欣旺达没有回复《财经》的采访问询。</p>
<p>陈旭东绝非个例。深圳广电集团都市频道《第一现场》栏目在2月16日报道,<strong>多名湖北籍外来务工人员,由于“湖北人”的身份,被日租房、小区等业主赶出大门,露宿街头</strong>。为了证明春节没有离开过深圳,其中一名来自湖北黄冈的周先生面对镜头说:“我敢把每天的手机消费记录给你们看!”</p>
<p><strong>想找工作也是难上加难</strong>。“快递、保安都不要湖北人,觉得委屈啊,有些人说得很难听,病就是从你们那里传出来的,你们没机会了!”这些求职者原先多在三和人才市场找零工,近日市场关闭,他们无处可去,依然在市场外徘徊。</p>
<p>深圳龙华街道龙园社区的一位工作人员对《财经》记者称,龙华街道已经将龙华中心小学、新华中学、龙华伟民小学作为临时救助点,一共可以收留200人暂住,并且提供食品和保暖物资。不过并非每个救助点都可以随意进出,比如龙华伟民中学,暂住在里面的人都已经通过了体检和血样检查,也满员了。“前两天寒流,我在人民路上、地铁站口都走了一遍,拿了饼干和八宝粥去(给流浪者),但没有人要。那天还发出60张求助纸,上面有求助电话。”</p>
<p>这位工作人员坦言,“<strong>他们不要救助,需要工作。应该有相关部门出来宣传一下(不要招工歧视),否则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strong>。”深圳龙华街道办法律事务科的工作人员表示,疫情发生至今,确实已经接到有关湖北籍员工的劳动合同纠纷,社区安排律师辅导投诉人解决问题。龙华街道安排的一名律师对《财经》记者称,疫情期间雇主不可因雇员是湖北籍身份而解除劳动合同,如有发生,可向劳动仲裁委投诉、协商,或提起劳动仲裁。</p>
<p><strong>实际上,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招工时,明着暗着对湖北籍农民工“一刀切”的不在少数</strong>。一家总部位于深圳福田的劳务派遣公司近日在为叮咚买菜、顺丰快递等企业进行招聘。负责这一项目的劳务派遣公司员工对《财经》记者表示,由于人们宅在家里,网上买菜的订单激增,叮咚买菜这类生鲜类公司需要补充分拣、配送岗位的人手。“规定不招湖北人,一直在深圳的湖北人也不要。怕他们隐瞒自己的出行历史,但已经在岗的湖北员工没有被辞退。”</p>
<p>这位员工说,“<strong>不会写明不招湖北人,会问清楚老家是哪里。如果是湖北的,会放在我们的储备名单里,等到疫情结束再叫他们来面试。</strong>”</p>
<p>叮咚买菜否认了“不招湖北人”的说法。该公司回复《财经》的查询称,对外招聘没有区域限制,没有拒绝特定籍贯的应聘人员。此外,招聘标准严格按照各地政府的防疫要求,包括安全面试流程:不聚集面试、通过视频面试核实人员健康状况、测量体温、应聘人员需要提供在当地隔离14天的健康证明等,符合要求的员工将会得到录用。</p>
<p><strong>如果没有这场疫情,大约有500万湖北籍农民工已经奔赴全国各地,去做城市建设、产业发展等方面一颗颗无声的螺丝钉</strong>。新华社曾在2019年7月报道,湖北省农民工突破1000万人,其中省内务工的达500多万。这意味着还有另一半在省外务工。</p>
<p>根据湖北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2年,广东、浙江、上海、北京、江苏是湖北省人口流出的五大目的地。其中,广东以17.77%的比例排名第一。</p>
<p><strong>除了深圳,东莞、上海、成都等地均有自称湖北籍农民工的网民发贴反映租房和求职问题</strong>。除了这星星点点的呼救,长三角的招工启事亦可见一斑。</p>
<p>一名供职于上海昊泰劳务派遣公司的招聘经理发布信息,包括上海昌硕科技、上海金山日铭、上海松江日腾、苏州佳世达、吴江精元、嘉兴麒盛、常熟新世在内的一众企业,除了暂不考虑湖北籍人员,对于“重灾区”人员也十分谨慎。被列为“重灾区”的包括广东深圳、浙江温州、安徽阜阳、河南信阳、江西九江等等数十个地区,这个名单每天都随疫情变化而变化。该员工对《财经》记者说:“<strong>只要身份证上跟湖北有关的都不要。重灾区谁敢要?一旦出了问题谁承担责任?</strong>”</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1/aDMJYqZ1wXuje4b.jpg" alt="" /></p>
<figcaption>一份招聘信息显示,部分长三角工厂暂不考虑湖北籍人员,对于“重灾区”人员也十分谨慎。图片来源:百度贴吧</figcaption>
<p>由此可见,病毒不仅肆虐湖北,也让漂泊四处的湖北人受到现实层面的创伤。<strong>“一刀切”的防疫方式,虽然给各地防疫管理工作行了方便,但也让“湖北身份”成了一部分无辜者沉重的枷锁。尤其是居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相对白领等高级打工者,更加缺乏求救的渠道和自救的能力</strong>。</p>
<p>2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到有针对性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通过跨区域点对点劳务协作等有序组织农民工返岗,除疫情严重和扩散风险高的地区外,对限制劳动者返岗的不合理规定要坚决纠正。</p>
<p>2月20日本文发稿前,陈旭东告诉《财经》记者,他马上要去深南电路公司面试了,听说一个湖北老乡已经在那找到了工作。</p>
<p>应受访者要求,陈旭东为化名。作者为《财经》记者,本文由树木计划作者【财经杂志】创作,独家发布在今日头条,未经授权,不得转载</p>
<p>作者:杨立赟</p>
<p>微信:yang2005819</p>
<p>欢迎交流~</p>
<p>加微信请注明</p>
<p>姓名、公司、职务</p>
<p>责编 黄端 duanhuang@caijing.com.cn</p>
疫情之下,诸众联合的新可能性:在市场–国家的对立之外,我们还应看到什么?
2020-02-21T00:00:00+00:00
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archive/2020/02/21/Philosophia
<p>原文来自「疫情之下,诸众联合的新可能性:在市场–国家的对立之外,我们还应看到什么?](http://206.189.252.32:8088/)~~</p>
<p>普声 Philosophia 哲学社 今天</p>
<hr />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2/l5fPZXOG19Uwn4M.jpg" alt="" /></p>
<p>本文原标题为《疫情之下,我们需要另一种声音》,非 Philosophia 哲学社原创、转载自公众号「互啄的日常」(已被删,链接为备份);总计约一万两千字。本文可视作对我社前一段时间发布的《结构性反思》的补充阅读乃至回应和批判,强烈建议各位读者阅读并存档。</p>
<h3 id="从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谈起">从「健康的社会 不能只有一种声音」谈起</h3>
<p>距 2 月 7 日李文亮医生感染新冠肺炎去世已有数日,他的离世令人扼腕痛心,但我们仍然需要面对他远去的背影带来的巨大质问。李医生病逝消息发布当晚,围绕其人其事的哀思和反思在互联网上形成了巨大声浪,这不仅因为一位一线医护工作者的离去让人揪心,更是因为李医生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特殊身份:最早向身边人发出医学警报的医生之一,因发出警报而被当地警方惩戒的所谓「武汉八君子」之一。舆情迅猛,官方反应亦不算含糊:各级相关部门向李医生哀悼、致敬,当地迅速为李医生完成工伤认定……</p>
<p>「事后」的迅速反应,反衬出「事前」的迟滞。如果各级部门在应对疫情时有足够警惕、足够效率,在疫情爆发初期迅速采取有力措施,全国人民此刻的生产生活状态都会是另一副模样。讽刺的是,当地不但反应迟缓,没有及时核实并公开信息,反而以造谣为名处罚了「吹哨人」,这不但充分显示出我国的公共应急管理体系存在结构性障碍,而且凸显出以官方口径为「事实」准绳的媒介报道现状。李文亮事件揭示了这一现状的不合理性:对真相的每一次隐瞒和迟报都会在被公众发现后成为政府公信力的毒药,成为「官方媒体」的伤疤。</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2/9RT5Mjw76lzOvVp.jpg" alt="" /></p>
<figcaption>李文亮(1985-2020),男,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在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感染,经全力抢救无效,于2020年2月7日凌晨2点58分去世。</figcaption>
<p>因此,对该事件的反思走向了这样的表达:「我们需要保护调查记者,需要完善的新闻法,需要的是真正能行使监督权、与公权力抗衡的媒体,才能从结构上确保信息不受垄断。」(此论述出自我社文章)一方面,这种意见似乎毋庸置疑地处在李文亮医生「遗愿」的延长线上,因为他在感染后接受采访时曾经表示「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另一方面,由于人们普遍把李医生的个人悲剧当作本次疫情中官方消息缺位问题的缩影,这种呼吁「新媒体」的意见便似乎合情合理地成为了反思李文亮事件的重要成果。</p>
<p>我们应当充分肯定此次疫情中社会力量和社会声音的作用,他们越来越成为信息传递的可信桥梁,并在官方媒体效度受到广泛质疑的时刻越来越成为一种看似与之对位的势力,承担重要的社会监督职能。然而,抽象谈论「官方」和「非官方」的对位,以为存在一种独立于国家机器的社会政治实体,同时又将国家机器想象为有着一致利益与协调行动的「一块铁板」,可能是李文亮事件后最大的幻象。厌倦官方空谈的人们转向「非官方媒体」,期待它们发挥制衡作用,愿望虽美,但或许实属一厢情愿。其根本原因在于,对所谓「非官方媒体」的根源和运行逻辑缺乏必要的再反思。在这一层面上进行再反思后,我们才得以发现:当下看似「对位」的声音,实则共享相同的结构;看似扰攘喧哗各得其所,实则缺少了一种幽灵的声音。本文接下来的部分,便希望展开上述论点,让无形的幽灵发出自己的声响。</p>
<h3 id="疫情下的中国后末世还是市场进行时">疫情下的中国,后末世还是市场进行时?</h3>
<p>2月3日,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发表了一篇评论,[1] 文中将武汉「空荡荡的街道」描述为「现实版后末世电影」(a real-life, post-apocalyptic movie set) 与「非消费主义世界图景 (a non-consumerist world)」。齐泽克虽正确表达了对中国受疫情危害人民的支援与对西方国家种族主义防疫政策的抨击,但对处于非常时期的武汉所做的描述则须另当别论。若对武汉的新闻稍加关注,就会发现防疫的现实压力虽然悬置了相当一部分市民的日常生活,但远没有悬置市场的运作。</p>
<p>实际上,现在武汉的街道虽然称不上热闹,但也不是绝对的「空荡荡」。在财新博客的一篇文章所公布的调查数据指出,现在在武汉有 11.46% 的人仍然在坚持工作[2],但对这些人的职业没有提及。可以想见,这些人中自然有在官方媒体中广受赞扬的医务人员,也有为了保证城市公共服务而坚持工作的水厂电厂、公务警务人员。除了这些人之外,坚持工作的 11.46% 中也一定少不了快递和外卖的送货员。尽管目前没有媒体报道还在武汉市内工作的物流从业者的总人数,但根据饿了么平台的统计,2 月以来平台送货员单日的跑腿距离总和是过去的三倍多 [3],大量市民出于隔离或避免暴露风险的考虑更多使用外卖送货,但是这就增加了送货员自身的暴露风险,很难想象这些送货员在卫生用品奇缺的武汉能获得充分的防护。</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2/xTphPDV1ALqulg8.jpg" alt="" /></p>
<figcaption>正在消毒的配送员,图片来源网络。</figcaption>
<p>随着疫情日益严峻,武汉几乎关闭了所有小型社区型的菜店或小超市,以便集中供应武商、中百等大型超市。于是,超市成了武汉人流量最大的地方,出门采购也常被描述为「像打仗一样」。据武汉滴滴医疗队志愿者曹先生所说,「超市十点开门,十点半货架就空了,进超市就要排一个半小时。」[4] 而 G-Super 武商区绿地缤纷城店的店长李惠洁也表示,「每天开门两个小时,肉就抢完了。现在大家不是按需购买,有些顾客一次买肉的量就是十几盒。」[5] 因此,与其说看起来「空荡荡的街道」呈现的是「非消费主义图景」,不如说正是前者掩盖了大型超市里人们或是出于恐慌心理的消费狂热。</p>
<p>与超市互为补充的,是2月以来武汉组织营业的露天马路市场,截至10日中午已开放了14个市场。[6] 将目光投远,可以发现在全国范围内,虽然线下零售业遭受了巨大损失,但网络电商的同比销售总额却再创历史新高;尤其是每日优鲜、盒马鲜生、叮咚买菜等配套有网购与送货服务的「新零售平台」,订单出现爆发式增长。数据显示,叮咚买菜近来每日新增用户多达4万人,每日优鲜的交易额在春节期间实现 3-4 倍的增长,京东到家在除夕至正月初三期间,全平台销售额同比去年春节增长 540%。[7] 可以预见的是,这些在大资本把持下的「新零售平台」,一定也能利用疫情逼迫抗风险能力低下的个体小商户破产的机会大肆扩张,在未来的零售行业中占据更多的市场。</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2/azIuG8lt6xHRjFW.jpg" alt="" /></p>
<figcaption>戴口罩排队的超市顾客,图片来源网络。</figcaption>
<p>同时不可忽视的是,虽然充满了「战时动员」的意味,但这些社会必需服务仍然是依托劳动力市场在雇佣劳动的框架内提供的。同样,也没有官方与社会媒体关心这些工人是否获得了公正的薪酬:虽然人社部已于7号印发了《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就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印发意见》,但许多企业陆续复工,有关《意见》落实情况的报道却很难找到。</p>
<p>市场在这一特殊时期非但没有停摆,反而借由其他方面的纷纷悬置格外凸显其重要性。正如有些疑惑的市民所表达的那样,「就算再囤,一家总会有需要一个人出门采购生活用品和食品的,为什么还不由各大超市划区分配物资进各小区?」可见在疫情期间,仍旧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厂家和人员配合在一起,组织起了庞大的消费系统。在生活必需品和医疗用品严重「供不应求」情况下的抢购狂潮,恰恰说明了在疫情之下市场逻辑不但没被摒弃,反而得到凸显。物资分配高度依赖于市场,哪怕是辽宁省与山东省支援武汉的蔬菜,首先也不免通过市场机制来进行分配,尽管大量人员集中到少数市场中抢购商品有让其他防疫举措付之东流的风险,但除此之外的某种更高效、全面、公平的分配机制似乎已经无法被想象,或者被认为无需想象。</p>
<p>现实的疫情威胁带来了停滞的愿望,然而与消费一样无视这种停滞要求的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活动。江苏南通通州区一纺织厂在2月1日提前复工,随后被当地政府叫停,老板被拘留,这也是全国首个因提前复工被行政拘留的案例。但并不是所有急着节后复工的企业都未能如愿以偿,据新浪美股报道,华为已于2月1日恢复了包括消费产品和运营商设备在内的产品生产,而其相关生产部门所处的广东省则要求2月10日才复工。此外也有一些互联网公司不甘寂寞,早已以线上工作的方式进行复工。在疫情压力仍旧不减的情况下,自2月10日起韵达、百世、中通等快递公司陆续复工,而此前早已有部分物流公司复工,京东、顺丰等物流甚至一直正常运营。</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2/ECv91jiBn6OZAXN.jpg" alt="" /></p>
<p>除了重新启动生产流程,一些企业还公开招募「志愿者」作为有益的补充。如松江口罩厂曾于公众号上公开招募志愿者(该推送已删除),在提供方便面为宵夜的情况下,欢迎各志愿者参与无偿劳动。许多口罩厂和医疗物资生产商都提供了这种良好的机会,有的志愿者表示,看到自己参与生产出来的上万只口罩立马打包发往客户,觉得仿佛为抗疫前线尽了一份力,心中踏实了许多。一些新闻媒体对此均有相关报道,只是报道中并没有谈及这些由志愿者无偿劳动生产出的口罩是否也会无偿地提供给防疫治疗的一线工作人员。</p>
<p>不单是一些大企业、大厂,地方上的中小型超市、药店、餐饮业、服务业等也陆续有返工的情况。据发改委表示,全国口罩企业复工率于 2 月 11 日已达到 76%。农业部则表示,全国饲料企业复工率已经达到 50% 以上,广东、山东、湖南饲料等大省开工率已达到 70% 以上,一些大型集团化企业达到 90% 以上 [8]。据58部落的调研结果,截至2月5日,参与调查的人群中外卖员和司机等行业,复工比例超过50%,售货员、保安的复工率分别为 54% 和 63%。可以说,在一段时间的延期与隔离后,一股大而全面的返工潮流将势不可挡。</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2/uvTHxmZ7fj352t1.jpg" alt="" /></p>
<figcaption>图为口罩厂生产线,图片来源网络。</figcaption>
<p>尽管有关部门曾表示,关乎防疫等重要方面的企业可以提前进入生产,在资本主义大返工中最急着开工的企业却并不都是生产防疫用品相关的(比如华为)。哪怕是防疫相关厂,此时也出现浑水摸鱼的行为,像口罩厂的免费劳动力空降兵,他们的生产能达到怎样的技术指标、作业规范、产品质量和收益水平,不能不让人多想几分。「防疫」作为一个理由并不能无限延伸、扩展以解释当前的生产高潮,同时与防疫的相关度也并不能真正解释这些生产单位对于复工乃至以各种方式推进生产的急切态度。这也正是最令人费解之处。</p>
<p>尽管「支援防疫」是一个很好的旗号,但在这一旗号下急于生产的企业却未必真是为了支援防疫:这并非一种阴谋论。事实上,无论何种情况下,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应做且不得不做的事情只有赚取利润,否则就是其自身的消亡,生产与销售不过是通往利润的中间环节罢了——这也是对华为等企业急于复工根本的解释,也是唯一的解释。诡异之处在于,这种单方面对利润的渴望甚至与迫切的防疫需求产生了张力,当许多复工返京的人因租住小区的防疫工作而被拒之门外时,这一张力显现的再分明不过。而不仅社会媒体对这种情况不事声张,连一些地方政府也多少予以配合,力求恢复生产。虽然任何人都知道开工导致的人员流动与聚集存在着传播病原的风险,也不难想到整个从生产到消费的链条里将增加无数病毒流通的机会,「生产」「开工」这些字眼背后却有一种危险的魔力,吸引各大企业趋之若鹜。资本逻辑与疫情防控之间的张力,正是一个根本矛盾的表现。</p>
<h3 id="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积累啊,积累啊! 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 !”</h3>
<p>正是在社会的生产领域,我们发现了与官方的科层制官僚与非官方的社会媒体间的对立完全不同的另一组对立:一边是生物-医学层面上完全现实的阻止疾病传播的欲望,另一边则是政治经济学层面上同样现实的资本积累的狂热。防疫的现实要求尽可避免人员的流动与聚集,而后一种现实则要求人口与商品跟随资本的指挥棒在外围与中心之间不停穿梭,以求得资本最大的积累效率。前一种现实要求的是停滞的时间节奏,而后一种现实则要求加速流动的时间节奏。</p>
<p>在资本的现实之中一切都可以停下,唯独市场不可以停下,这也就意味着唯有包括劳动力商品在内的商品交换无法终止,它深深渗透在生活之中。即便是在当前这样的情况下,以赚取利润为导向的资本逻辑依旧坚定地充当着社会的基盘。这无关于生产者的主观意愿在道德上持有怎样的态度,资本逻辑下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必须通过盈利来维持自身的存在,以市场来达成主观上的目的。而市场的存在总是向资本展现出盈利的空间,这既是所谓「发国难财」之人的行为动机,也是急于复工的企业的生产动力。谁能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抢占市场,投放产品,谁就可能抓住机遇。而作为同一硬币的另一面,无法在这一特殊时期进入市场的生产者,则纷纷告急,大哭破产。资本逻辑对社会生产的决定性把握、其主导的市场竞争的丛林状态、社会维系对其的依赖,在此一览无余。或许一些有关无关的企业的确是抱着实业救国的心态早早投入了生产,然而荒谬的是,其越是以强力的姿态投入生产,就越是制造现实疫情防治的对立面。</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2/MPkZRp5DX3V6dYv.jpg" alt="" /></p>
<figcaption>两种逻辑对人的拉扯与撕裂,图片来源网络。</figcaption>
<p>跟随着这种荒诞的悖论,我们看到了急迫的防疫运动之下的现实被两种相互矛盾的逻辑所撕裂,如果我们违背了一种就要面临失去性命的威胁,而违背了另一种则要面临利润下降,投资减少、经济活动萧条、生产与交换停滞的威胁。对于有血有肉的真实生命来说,显然前一种威胁更加恐怖,但对于在资本积累的世界中患得患失的「经济人」来说,生命未必一文不值,却也是可以标价计量的「风险成本」,可以在得利的巨大诱惑前择机抛弃。</p>
<p>因此,瘟疫的降临暴露了一个被小心遮掩的事实,即:我们脚下仿佛坚实的社会现实并不是单一逻辑一以贯之的完整大地,而是在自然的逻辑与政治经济学逻辑的撕扯下支离破碎的动荡板块。我们通常无法察觉这种分裂只是因为资本的现实已经通过它野蛮的商品化进程将自身的外部吞入内部,将全部生命、自然与一切「神圣情感的发作」通通「淹没在利己打算的冰水之中」:资本已经将自身伪装成社会成员必须共享的唯一至上原则。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冷嘲热讽的那样「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而此次新冠肺炎所造成的大规模疫情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通过生物-医学威胁站在了自然现实的一方,以资本现实毫无准备的严厉姿态站到了社会面前,打破了资本逻辑实施单一宰制的幻梦,提示着社会与资本,它们永远是只能在自然之内而不是自然之上放置自身的位置。但是就像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那样,资本的逻辑不会轻易地退场,反而急于重整旗鼓,试图再次将自然危机的爆发纳入内部,继续自身的统治。于是对于社会中的一切组织、团体甚至个人来说,他们的命运就只能被自然与资本的对立所贯穿,不得不被相悖的两股力量反复拉扯。</p>
<p>而当我们重新考虑官方与非官方,或者说是国家科层制官僚与市民社会的对立时,仍然将不得不把自然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对立纳入考量。而结果则是前一组对立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如太阳下的积雪一样缓缓融化了。这里需要回到的是马克思的分析:现在国家与法已经被市民社会的逻辑死死钳制;然而与自由主义者的分析不同,这里的市民社会不是独立媒体与结社,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市场商品经济。这样一种在社会之中历史性地形成的现实生产方式,成为了制约在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绕不开的幽灵。</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2/5XAsT2CSkJ8ozV1.jpg" alt="" /></p>
<figcaption>“一个幽灵,一个...的幽灵...”</figcaption>
<p>具体来说,这个互相对抗机制的落脚点正是现实的雇佣劳动力,即无产阶级。在疫情的逻辑下,每一个受雇佣者都是潜在的病毒携带者与病毒受害者,因此必须要减少聚集,依托延缓复工、分流上下班等各类措施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在资本的逻辑下,每一个雇佣劳动力都是利润的来源,因为剩余价值的获取能且只能来源于雇佣劳动力的剩余劳动,所以必须要尽快复工以维持企业的运转。春节结束后的受到节制的返工潮流和中小企业纷纷支持不住的消息,都证明了劳动力而非供给关系影响了企业的运转。</p>
<p>拿西贝莜面村为例,该企业支持不住的消息闹的沸沸扬扬之后,盒马鲜生依靠自身生产方式将无法在餐厅上工的劳动力转移到自己手中,并和原餐饮企业签订协议保证企业度过困境。在这个过程中,变化的只是生产模式,而不变的是劳动力的上岗工作,它减缓了所谓现金流的压力,实际上只是产生的劳动价值能够超过工资价值罢了。</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2/P7tUwhOoxEkI8Hg.jpg" alt="" /></p>
<p>当然,「共享员工」的模式必然不能长久,这个模式本身还忽视了劳动力的流动问题。病毒的流通是自然的客观现实,劳动力流动却是社会的客观现实。进一步来说,雇佣劳动力及其流动只能是当社会由历史性形成的生产方式和社会集团支配时才会产生的冲突焦点。就形式上来说表现为雇佣劳动制度,就内容上来说表现为一方是掌握了资本的社会集团,另一方是除了自己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被雇佣者。在这个背景下,流动便是劳动力的必然属性,但是这个流动并非自由流动,而是在资本统治下的具有明确方向性的流动。如果我们简单考察一下春节后的返城浪潮就足以认识到这一点:那个躲在汽车后备箱的外乡人,全然不是什么自由流动的人,而正是被资本指挥流动的雇佣劳动力。</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2/lHizpx7TK43sBPu.jpg" alt="" /></p>
<figcaption>图为复工返程的人群,图片来源网络。</figcaption>
<p>而在官僚系统方面,如同我们前面所看到的那样,在这个过程中并不直接代表某种逻辑,而是在两类社会现实之间疲于奔命。有人或许会质问,人总是要吃饭的,如果不安排复工和劳动,饿死就变成了现实的问题。但是正如上文提到的,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复工必须是按照如此强制的浪潮完成的?为什么人们为了复工不惜躲入后备箱?只有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下经济生产才具有如此巨大的地域特征。同时正是这种生产关系,在使得经济飞速增长的同时,也使得资本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了北上广深等经济中心周围,更使得劳动报酬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在二十余年间连续下降,而这种极大的地域与阶级的不平衡发展是官僚系统没有也不愿去加以处理的。</p>
<p>市民社会内在维系市场经济的倾向早为科层制官僚打上了烙印。不仅仅是科层制官僚正常的评价体系中就重点评价「发展经济」的能力;在这次的防疫行动中,科层制官僚也无法脱离资本与市场行动,更是不得不牺牲防疫而满足资本对利益的需求。官僚系统的防疫行动仍然要依托于基本的市场资源配置,所有物资的调动遵循着市场的逻辑而不是动员的逻辑。一月底开始,上海松江、金山、奉贤等地的口罩厂开始招募「工厂志愿者」以应对劳动力不足的情况,根据报道志愿者一时间大量涌入,机器达到了 24 小时不间断运作的状态。这其中虽然政府采用了「统一买断」和部分超经济行为(例如海关、高速公路拦截征用),但是工厂仍然掌握在私人手中,政府是以市场方法购得口罩的;而反过来虽然工厂采取的也是超经济行为(没有工资的非熟练劳动力),但是这种超经济行为只会更好地提升其利润水平。</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2/5MSmp2CJAv9wgdV.jpg" alt="" /></p>
<p>然而与其他一切的社会实体一样,科层制官僚体系在这次疫情危机前,同样被自然与资本的对立无情地分裂、并做出了一系列自相矛盾的动作。一方面,官方在居民社区做出大量的防疫努力,但另一方面,随着政府开始允许各地企业分批复工,返工人员则开始无视防疫需要进行高风险的流动聚集。不仅如此,正如前面所展示的新闻所表明的那样,在分批复工问题上,官方立场也常常是厚此薄彼,越是与全球生产链条深度整合,越是能为社会提供大量就业,越能保证税收与经济增长的企业,就越可能在提前复工上得到政府开出的「绿灯」。就连国际组织也不得不参与进这种荒唐的自我分裂,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一方面称赞中国所做出的包括隔离在内的果断防疫行动,另一方面却在恳求其他国家不要对中国设置旅行限制,在其背后维护世界市场中自由商贸活动的意图不言而喻。</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2/BENPIlW9qHRrdGf.jpg" alt="" /></p>
<p>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自由主义者会得出官僚与媒体相互制衡的结论,而不是提出两者中一方最终会战胜另一方。因为事实上两者脚下都踩着资本与市场的基石,双方都无力将其踢开。在共同维护资本与市场的利益方面,两者恰不是对抗而是合谋与相互补充的。不能忘记的是,当代因独断专行而丢尽颜面的这个官僚制,很大程度上是在后革命的市场改革中得到强化的。它不是凌驾在「市民社会」之上与之对立,而是「市民社会」中「工厂政体」的庞大翻版。如果说「工厂政体」的目的在于超越一切限制,根据资本自身的要求精确控制原料、生产资料以及劳动力的运动,以镇压性的手段保证无产阶级与生产资料的顺利结合——那国家官僚机构的职能,也不过就是以发展主义的名义在社会整体层面,同时在生产与再生产方面保证同样过程的正常进行,继续不平衡不平等的发展。如果国家官僚机构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对抗性的,那也只不过因为这个市民社会本身就是对抗性的社会,市民社会最终从国家官僚那里收回了自身的真理。在这个层面上,工厂政体与国家官僚试图超越并非只有单纯的自然限制,更有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此起彼伏的反抗。</p>
<p>早在自然灾害的介入之前,社会与国家就都已经是镇压与斗争的场所,是统治阶级推行霸权与被统治阶级反抗霸权的战场,而不是贯彻某种单一理念的完整机械实体。无论是「意识形态功能」还是「镇压功能」,它们作为「机器」的一面在于「拼接装配」而不在于「理性设计」。资本与不得不向资本妥协的国家官僚系统所试图政府的对象,不仅仅是自然力量通过瘟疫的爆发,也有为了在瘟疫下保全生命而试图逃离工厂与大城市的劳动者,此时自然就是一种对劳动者的隐喻,他们同样有待于被权力与资本的力量所征服。</p>
<p>当前防疫行动下浮出水面的种种悖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制造的多重矛盾交织汇合的结果,而这些悖论最终也只能在多重矛盾的对抗爆发中寻找到突围的可能。</p>
<h3 id="再论自发性">再论自发性</h3>
<p>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能够理解市场是如何在无视疫情的冲动下运作,而官方又如何不得不被市场与资本的要求胁迫,骑虎难下。似乎社会中不再有可靠的力量能够对抗疫情的威胁。但这样的图景显然过于悲观,因为在市场与官僚的力量之外,我们仍然能够寻找到无数挺身而出对抗疫情的「防疫主体」:接下来我们需要将分析的焦点转向他们,来寻找一种与众不同的社会建设性力量。</p>
<p>首当其冲的,是始终坚守一线的医护人员。吹哨后的虚假宁静被打破之后,医护人员率先被动员起来应对疫情,高危环境、物资匮乏,医护人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中国的医生本就是日常高负荷运转的群体,疫情之下,身体疲惫自不用提,高负荷工作之外,被感染的恐慌以及自身在某种情况下成为需要被隔离的「武汉人」失望也带给他们异常的精神压力,在此等前提之下始终坚守岗位的医护人员无疑是当仁不让的防疫主体。而当我们将目光重新转回市民社会中去、就能看到,在物资筹措与运输过程中,市民与网络志愿者使我们看到了自组织的庞大能量。</p>
<p>在武汉官方下令封城之后,官僚体制一刀切逻辑所引发的公共交通停转为疫情防治制造出新的难题,出租车拒载与停运使得一些奔波一线的医护人员甚至需要徒步往返。此时,武汉街头涌现出一批自发组织起来为武汉市的医务工作者们提供后援支持的「摆渡人」[9],自发组织起来接送医护人员 [10]。在疫情公布后,武汉各大医院发布医疗物资告急信息,社会各类民间组织与个人纷纷通过各种渠道为武汉防疫募集物资,并且有众多货车司机挺身而出志愿为诸多医院输送应急物资 [11],还有为医护人员提供住宿 [12],还有无数的私人募捐,此类事迹不胜枚举。</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2/tu9gZbmcpFLQVSE.jpg" alt="" /></p>
<figcaption>运送物资的车队,图片来源网络。</figcaption>
<p>当然还有一些无法被看见的人,比如环卫工,比如外卖小哥,比如快递员:城市的运转不能离开他们,但是可以选择忘记。当全国人民响应国家「宅居」政策之后,大量的生活垃圾不会被龙卷风带走,下单采购的生活用品不会从商店穿越到家里,人们也不会因为疫情而放弃快递小哥的电话:离开了他们的劳动,「宅」何以实现?</p>
<p>而仅就环卫工这一群体而言,他们毫无疑问是全民防疫战中的一线工作者,但主流媒体的报道寥寥无几。在不少自媒体的调研文章中,我们看到绝不在少数的环卫公司不仅没有发放达标的口罩 [13],甚至还加紧了对环卫工人流于形式的监督,环卫工人不得不在没有有效防护措施的前提下劳动 [14],主流媒体与市场的合谋再次显露。</p>
<p>事实上,对底层劳动者的忽视由来已久。在这次疫情中,各类自媒体对于底层劳动者群体的深入报道、早已映照出主流媒体在面对底层劳动者时的失语与话术的单一。在见诸各媒体报道中的零星的片段里,工人们永远被塑造为一种受奉献精神感召而活跃的群体。主流媒体既要呈现众志成城,集体抗疫的景象,又要小心翼翼避免触及底层劳动者恶劣的工作条件以免引起公众的不适和担忧。尤其是在报道医护人员这一备受瞩目的群体时,媒体更是要格外凸显他们的任劳任怨与无私奉献(护士作为医院的基层劳动者,始终未在媒体与公众领域取得独立形象),而被媒体的高光掩盖住的真实却是超额劳动与紧张的工作节奏,这些易为人知的内容就和底层劳动者的无言劳动一样被媒体与公众有意无意的忽视了。</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2/NiRKXFJpHu3BVTG.jpg" alt="" /></p>
<figcaption>图为使用棉布口罩的环卫工,图片来源网络。</figcaption>
<p>公众和媒体的这种忽视并不是毫无缘由的,审查机制或可作为一种理由在此提出。无论是自媒体还是主流媒体,均要受到审查机制的钳制。其差异在于,国家审查机制内嵌于主流媒体之中,对自媒体而言,审查机制效力稍弱且具有后发性,网友们从主流媒体获取的疫情资讯往往是国家审查制度自律之后的结果,而来自自媒体的资讯也会由于内容真实性、热度与敏感度受到审查机制 404 的关心。同时,自媒体平台也拥有自己的审查机制,自媒体平台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对审查制度的贯彻比起主流媒体也是不遑多让,市场与国家合谋,从传播内容到传播渠道,都对网友们对资讯的获取联手做出了限定。</p>
<p>在这次行动中,群众高涨的自发性可圈可点,却也由于组织力度有限存在着不少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自发性力量难以在大范围内对物资进行调配和使用,不少自发力量在防疫过程中缺乏组织经验,很快便销声匿迹难以存续,如果说我们要在一场事件中持久发挥作用,那么增强我们自己的组织力度是必不可少的一环。群众自发筹集物资,组织交通队伍,奔波劳碌,坚守岗位的形象已深入人心,但在全国防疫战中涌现出的地方保护主义也必须予以批判,在各地,武汉人仿佛成了病毒的化身,闻之则骂,见之喊打,人人自危,狭隘之心暴露无遗。与此同时,各地跟风封城的举措不仅加重了人们恐慌情绪的蔓延,同时为支援物资的运输制造了阻碍[15],不仅有医护人员下车清理路障的事情发生,还有残疾儿童鄢成在隔离中由于照顾不周死亡的事例 [16],封城封路,网友们的援助始终未能抵达最后一公里。盲目的自发性是任何群体都必须加以防范的东西。</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2/rgLsVFZf4byKetj.jpg" alt="" /></p>
<p>不过在除了简单地赞美或是批评群众的自发行动,我们仍然需要谈一谈自发性力量困境的社会历史背景究竟是什么。归根结底,这次疫情中的自发性力量 / 自组织是作为公共服务的补充而出现的,公共服务的缺失使得自组织成为防疫行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伴随着全球新自由主义背景下中国特色政治的形成,中国的社会公共服务开始逐步市场化,随之而来的一个恶果便是公共服务的不均衡与缺失。当公共服务顺应资本的逻辑运转,随着经济的分化加之资本的逐利本性,公共服务资源就会不断向着经济中心集聚,城乡与地域之间的公共服务差异日益两极分化,经济水平鸿沟对位医疗资源鸿沟。</p>
<p>这类问题在此次疫情中有不同程度地显现,黄冈市作为湖北省人口第二多、打工人口第一多的城市,成为武汉之外的疫情重灾区。在早期救治中,黄冈市因无力确诊最后一道病原学检测,检测验能力不足造成大量疑似病例无法确诊,防护物资始终紧缺。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中国许许多多二三线城市的医院在疫情肇始均陷入口罩、防护服等必备医疗物资紧缺的困境,许多城市甚至没有满足收治条件的医院。而在满足收支条件的一线城市医院也由于床位爆满开始纷纷被迫通过各种手段减缓收治,不在少数的患者只能在家中自行隔离,许多家庭被集体感染的风险陡然上升却束手无策。某种意义上,地方群众的无论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自发行动,都是对这种医疗资源不平衡配置的合理反应:中小城市与村镇的医疗资源缺乏破坏了居民控制疫情的信心,以至于做出过激举动,封闭进出道路,在社区中组织仅有的微薄力量进行防疫工作。</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2/JbVfDPSO2Ny39Bg.jpg" alt="" /></p>
<p>一场疫情在此揭起了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遮羞布。九十年代以后,医疗卫生事业被推向市场,政府在卫生总费用中的支出节节下降,截至03年非典之前一直如此。2003 年,中国医疗总费用占 GDP 的 5.6%,其中政府负担 17%;相比之下,欧洲发达国家医疗费用占 GDP 的 10%,其中政府负担 80~90%。居民个人负担越来越重,看病贵看病难早已成为许多人的普遍感受,只要我们看一看世界上其他国家卫生总费用中的政府支出占比就会明白,美国是世界上医疗高度市场化的国家,政府支出也占到卫生总支出的 45.6%,更不必提许多国家实行的免费医疗制度了。</p>
<p>大多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仍旧避免让市场力量支配医疗卫生领域,莆田系医院以及各种天价药的存在足以让我们看到市场在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失灵。非典之后,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的缺位饱受诟病,医疗总费用中政府支出占比出现回升,截至 2012 达到 30%,而根据18年数据,政府支出占比达到 28.3%,我们不难看出,即使在情况有所改善的今天,中国医疗的市场化程度在世界范围内仍是首屈一指,可惜这并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2/hCRU64IYdAzyfBe.jpg" alt="" /></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2/lF8PVvsdJtiukxO.jpg" alt="" /></p>
<p>80 年代之后,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从农村移向城市、从「重预防」移向「重医疗」,从低成本移向高科技-高成本。虽然政府口头上仍强调「预防第一」,但实际上,城市的医疗才是第一 [17]。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卫生费用的 60%~80% 集中于城市,同时医院将大量的资金用于购置设备,从而减少了用于其他方面的资金,开展疾病预防、检测等所需的经费总是很紧张,防疫部门没有足够的财政拨款,无力购置新的检疫设备,在中西部广大农村情况更是如此。而这,正式检疫设备、防疫物资欠缺的问题在这次疫情中格外凸显的一个重要原因。</p>
<p>仅仅罗列疫情最为严重的武汉省的状况,就可以清楚地理解现有的医疗资源分配状况是何其不均。列出的七个城市里除武汉外的六个城市户籍人口均高于常驻人口,这意味着平时劳动力从这些城市向外流动,因此在平日里边缘城市的医疗压力相对较小,但春节期间由于返乡压力便会增大;另一方面疫情使得人群不得不固定在自己的城市,这种医疗资源,尤其是定点医院的不足就更为明显。</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2/slOQfUgo57iPpVJ.jpg" alt="" /></p>
<p>而当定点医院床位不足时,为其买单的只能是个人与社区。众所周知,中国的社区医院一直处于门可罗雀,「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境地。缺人、缺钱、缺资源,感冒发烧可以,防治新冠病毒绝无可能。「分级诊疗」启动后,社区成为了防疫一线,一个社区住户数千,社区工作者却只有寥寥数十人,工作人员往往超负荷工作,防护物资短缺带来的感染风险更不用提。封城之后,社区基层开始承担交通、物资运输等各种职能,工作者们还要定期排查住户发热情况,成为个人与医院的中介者。社区没有能力满足居民的医疗需求,患者与医院的矛盾被转嫁到社区工作者身上,社区基础服务的供需冲突藉此被放大数倍,这并不是社区工作者们 996 就能解决的问题 [18]。</p>
<p>因此,如何评价群众自发防疫行动的功过是非,就同样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因为群众也只能在一个不平衡发展的市场化环境中展开自身的行动。然而群众自发性力量与国家力量的区别在于,群众中的一部分能够提出超越市场逻辑的需求,也能够开展超越市场逻辑的行动。这不是因为他们代表着某种天然的道德与正义,而是因为在市场之中找不到他们的利益,同时市场却不得不依靠他们的劳动来延续资本积累的狂热之舞。虽然在当代,这些人的声音在种种力量的围追堵截下已经难以听闻,他们的名字对当代纷繁庞杂的言说也已经显得十分陌生,但重点不仅仅在于取回他们的声音与名字,更在于取回他们的行动。</p>
<p>正是在这一次对抗瘟疫的积极自发组织之中,我们也不时可以看到他们利用手边为数不多的有限资源相互帮助,在市场与其他权力的重压之下聚集起勇气与耐心坚持斗争。这些环卫工人、运输物流工人,产业工人与医务工作者一起,在危机之中提示了一种超越市场逻辑与其带来的社会分裂的可能。当前这种可能性尚未壮大到冲破种种阻碍实现自身,只能作为徘徊的幽灵在充满灾难的世界之上游荡。这并非提示着绝望,而是提示着一种沉重的责任,提示一种历史对当代人的质询,要求我们立即团结并行动起来,不是去寻找,而是去生成一种比市场与国家更加有效的集体,不仅仅是克服一次瘟疫,更是去自由地劳动与生活。/</p>
<p>参考资料:</p>
<p>[1] Žižek, Slavoj. “Clear Racist Element to Hysteria over New Coronavirus – Slavoj Zizek.” RT International, www.rt.com/op-ed/479970-coronavirus-china-wuhan-hysteria-racist/.</p>
<p>[2] 龚冰琳. “口罩该不该涨价?政府应该做什么?-香樟经济学术圈-财新博客-新世纪的常识传播者-财新网.” 香樟经济学术圈, cec.blog.caixin.com/archives/220726.</p>
<p>[3] 外卖数据下的武汉:普通人的封城十日生活, baijiahao.baidu.com/s?id=1657859773700046864.</p>
<p>[4] 让武汉和全国一切如常 疫情下的卖菜人http://news.gzw.net/IT/2020/0208/1444966.shtml</p>
<p>[5] “我在武汉开超市:‘每天开门两个小时 肉就抢完了.’” 亿邦动力网, www.ebrun.com/20200210/372720.shtml.</p>
<p>[6] http://www.mzyfz.com/html/1434/2020-02-10/content-1418007.html</p>
<p>[7] 疫情下买菜APP的新考验:盒马携传统餐饮自救 叮咚、每日优鲜运力”捉襟见肘”, baijiahao.baidu.com/s?id=1657883555581666077.</p>
<p>[8] 节后复工趋势调研:外卖、快递复工率超50%,部分企业延长假期_疫情. 5 Feb. 2020, www.sohu.com/a/370819109_313745.</p>
<p>[9] 北青深一度 . “武汉街头的‘摆渡人’:每分钟处理1000条信息,不是不怕感染,停了医护人员怎么上班: 深度报道.” 微信公众平台, mp.weixin.qq.com/s/fUtAhkgUZvpLHEAvX6O-Tg.</p>
<p>[10] https://mp.weixin.qq.com/s/AnXfMKhWMRa3XCNNOnfP-wO</p>
<p>[11] 剥洋葱 . “绿色通道、通行证、医院证明:医疗捐赠物资出入武汉记.” 微信公众平台, mp.weixin.qq.com/s/R-iXDgYd3ZZLBLiLEzxH9g.</p>
<p>[12] https://mp.weixin.qq.com/s/Ofp2WglnapOlldcw1V453A</p>
<p>[13] Lifeforfight. “肺炎疫情下的城市环卫工:单位发纱口罩/自己买口罩/洗了继续用.” 豆瓣, 29 Jan. 2020, www.douban.com/note/750355159/.</p>
<p>[14] 口罩深圳-实地调查, shimo.im/docs/WHXdVygrYDKx93kW/read.</p>
<p>[15] 剥洋葱 . “为家乡医院筹口罩.” 微信公众平台, mp.weixin.qq.com/s/Mknh3AVvWcjOSaNPJXFduQ.</p>
<p>[16] 董冀宁 陈璐 . “父亲被隔离6天后,17岁脑瘫少年的死亡.” 微信公众平台, mp.weixin.qq.com/s/U_cBuM7CtPJKWAJFM10MiA.</p>
<p>[17] 王绍光. 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与转机, baijiahao.baidu.com/s?id=1656437622925416585.</p>
<p>[18] https://mp.weixin.qq.com/s/y5DTcfJ4Gurhlg-mqAabCQ</p>
腾讯大家|比病毒可怕:被谣言操纵的人类暴力史
2020-02-19T00:00:00+00:00
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archive/2020/02/19/da-jia
<p><del>大家|比病毒可怕:被谣言操纵的人类暴力史</del></p>
<p>作者 维舟</p>
<hr />
<p>谣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几乎伴随着人类历史始终。</p>
<p>可以说,没有一个社会能彻底禁绝谣言。虽然很多人痛恨谣言,但从某种意义上,一个没有任何谣言的社会才是不正常的。</p>
<p>这是因为,在某个事件发生之后,人们自然而然的心理便是——尽快传播尽可能多的信息。</p>
<p>法国学者卡普费雷在《谣言》一书中就此指出:“谣言总是从公众对事件自发地提出问题而未曾找到答案中产生的。”他概括提炼出一个简单的公式: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含糊不清。</p>
<p>但他其实还遗漏了一个维度,那就是时间,因为谣言如果无法澄清,就会随着时间不断发酵。换句话说,如果一件事人们非常关心,但又无法迅速获知明确的答案,那就必定会产生谣言。</p>
<p>由于新的事件总是不断涌现,而又不可能每件事都在第一时间充分供给信息,因而谣言的产生可以说是必然的。</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0/1Y6eEWkVGF8mNBP.jpg" alt="" /></p>
<figcaption>1894年香港鼠疫的悲剧之一,就是由于文化差异和信息不对称造成谣言,阻碍了有效措施的开展。一位记者曾经报道说:“中国人拒绝让欧洲人靠近他们……宣示说,洋鬼子因各种的理由故意用这些害虫来打击上天的子民……病人否认他们患病,死者被隐瞒,房屋挡起来对抗卫生当局。虽然洋鬼子积极地进行怀柔,但遭遇到的几乎是血战的宣言;少数中国人有勇气劝告他们的同胞,与港英政府合作来对抗共同的危险,则被结群围攻、丢石头,甚至几乎被杀死,而卫生行政人员也在背地里遭受了攻击。”</figcaption>
<p>当然,或许很多人相信,现代技术足以确保真相快速传递,但这么说的人忘了,谣言同样可以利用这些技术手段,因而甚至比以往传播得更快了。</p>
<p>至于“真相”,很多信息说实话你无从分辨是真是假。</p>
<p>所谓“谣言止于智者”,那仅限于那种彼此知根知底、谣言也容易识破的传统时代,在现代社会,即便智者也不可能在自己缺乏专业知识的领域判断正确。</p>
<h3 id="谣言是中立的">谣言是中立的</h3>
<p>明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谣言其实是中立的,它未必是不道德的,信谣传谣的人,也不见得就是愚昧无知的。</p>
<p>在中文里,“谣言”一词常附有一层道德贬义色彩,“造谣”被看作别有居心,而“信谣传谣”也被视为愚蠢可笑;但在英语里表示“谣言”的rumor一词,仅指人群中未经证实的说法,可能为假,但也未必不真——这层意思,其实与中文里“传言”、“流言”接近,而不是指“有意制造出来的虚假传闻”。英语里的fame(名声、名望)一词,直到19世纪都还有双重含义,既指谣言也指荣誉。</p>
<p>当然,有些谣言从现代理性的角度来看,似乎相当荒诞,无法理解当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相信。</p>
<p>清末民初,东北铁路网初步建成,旅客货物大量流通,与此同时人们的卫生习惯又没跟上,而传统时代的政府又几乎不承担公共卫生职能,其结果,在东北造成鼠疫爆发。尽管中国现代医学先驱伍连德在1911年就深入哈尔滨疫区,在四个月内控制了疫情,然而,当地人并未就此接受相应理念。1920年瘟疫再度爆发,哈尔滨满城谣言,传闻防疫处的职员在井里和面粉里下毒,每死一人,获大洋三元。群情激愤之下,竟然围攻隔离所,接触者被释放,医生受到侮辱,防疫队员甚至被强迫喝消毒水。</p>
<p>1896年末,印度孟买发生瘟疫,由于不了解现代医疗环境,当地人普遍传闻,病人被送进医院后其实是为了杀死他们,以便医生解剖他们的身体。结果数千人逃跑——不仅是为躲避瘟疫,也为躲避他们认为政府要对他们的身体采取的那些措施。</p>
<p>之所以发生这类事,是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中,那些全身严密防护的检疫人员显得陌生、神秘而可怕,也不知道自己被隔离的家人究竟发生了什么;此时,他们就只能依据自己原有的想法去凭空揣测。</p>
<p>这并不是说中国和印度的老百姓特别愚昧,因为这在每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几乎都曾出现;而这些谣言被记载下来的目的常常就是为了表现民众的荒唐、无知和非理性。</p>
<p>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比中国更早走上现代化道路,国民识字率也相当高,但当时人们难以理解的外国陌生新事物接踵而来,谣言也因而特别兴盛。</p>
<p>1877年日本发生霍乱,卫生局干预东京人的生活,这种做法没有先例,又没有几个被隔离的病人能生还,于是关于隔离医院的谣言四起,甚至传闻医生是魔鬼,他们抽取病人的血、挖取眼珠,将活的病人放进棺材后直接火化烧死。</p>
<p>1879年霍乱再度爆发,出现了更离奇的谣言,说当时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访问东京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取霍乱病人的肝脏。此事闹到各地骚乱纷起,日本政府最后动用了军队才镇压下去。</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0/Y4AeTEUqQFfjJKy.jpg" alt="" /></p>
<figcaption>1879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与李鸿章。两人见面之后,格兰特受李鸿章之托前往日本,调停因日本并吞琉球而发生的两国纠纷,但未能成功。</figcaption>
<p>要说当时还“民智未开”,那后来“文明”多了的年代也还是有谣言:1923年关东大地震,大众传播几乎陷于瘫痪,人们无法从正式渠道获得消息,于是出现各种令人惊恐的谣言,最初是“富士山大爆发了!”“东京海湾发生海啸了!”最后是“大批朝鲜人来袭击了!”受这种恐惧情绪的驱使,自发组织起来的暴民杀害了多达三千多名无辜的在日朝鲜人。</p>
<p>1945年广岛原子弹爆炸之后,在很长时间里,核辐射的谣传让广岛人饱受歧视,男人到别处找老婆,而当地女孩子为了嫁出去,则想方设法隐瞒籍贯。</p>
<p>1973年的日本早已相当发达,但石油危机袭来,因为传闻没有石油将制造不出卫生纸,日本各大城市竟然出现了哄抢卫生纸的现象。</p>
<p>美国公认是最发达国家之一,然而美国社会也向来谣言不断,只不过它的很多谣言多指向大企业的不良行为或政府秘密。1914年出现了“可口可乐瓶中发现老鼠碎肉”的谣言,虽然未经证实,但此后至少出现了44例同样案件,这个逸闻不仅没有消亡,到后来甚至进入了美国口头传说的传统,流传至今。</p>
<p>1981年又有谣传说宝洁公司标志中,人物头像上的胡须是有数字666,这是基督教中表示撒旦或敌基督的数字,进而声称宝洁10%的利润都奉献给一个信奉撒旦的教派;不堪其扰的宝洁公司在四年后决定在所有产品上取消这一标志。</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0/Vs6OerUQR7Wp28N.jpg" alt="" /></p>
<p>1989年,美国CBS报道,一些大学实验室通过老鼠实验发现,广泛用以调节苹果成熟期的一种电酰肼Alar可能致癌,虽然事后证明这其实是安全的农药,但这一谣传乍看上去非常“科学合理”,引起巨大恐慌,造成当年苹果大滞销。</p>
<p>虽然美国政府的运作已经算得透明,但毕竟也有很多国家机密,因而一大类谣言就是关于暗中操控的阴谋论。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重创美国南部,立刻就出现了一个谣言:堤坝并未崩溃,而是遭到秘密轰炸,目的是摧毁黑人区。</p>
<p>异曲同工的是,当时印尼大海啸发生后,斯里兰卡等地也谣传这其实是美国引爆的海底爆炸造成的,这样美国就可以找到借口派军到东南亚,完全掌控当地命脉。</p>
<p>当然,这类谣言中最经久不衰的还是所谓“51区”,即断言美国政府早就发现了外星人,只是从未公开——这个故事,是无数好莱坞电影中津津乐道的桥段。</p>
<p>也有一些谣言服务于社会控制,旨在让人们不敢打破禁忌与规则。</p>
<p>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说,小时候老家吴江有一些湖南移民住在太湖边,不时就有谣言说这些外乡人会放蛊,说他们晚上会放出纸剪的小人来勾小孩的魂,“我幼年听见了就害怕,甚至不敢单独在床上睡”。这虽然包含了迷信与地域偏见,但客观效果却是防止孩子与外人接触产生的危险。</p>
<p>在美国内战之后,白人骑警和三K党徒在夜间装神弄鬼,以证实白人在黑奴中散布的谣言:如果奴隶们在晚上逃跑,鬼怪和攫人妖就会抓住他们。</p>
<p>这些谣言至少看起来都煞有介事,虽然有时披着阴谋论的外衣,但又显得像是能用一个简单的说法解释你心中的谜团。有时,它能很好地迎合人们内心的恐惧、偏见或愿望,以至被人信之不疑。</p>
<p>1925年德国汉诺威一个食人魔鬼被判处死刑,据说他杀了20多个男孩,切肉卖给民众,虽然这事难以置信,但在那之后好几年里,几乎所有汉诺威人都宁可信其有,坚持吃素。</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0/dSXkvc7tRuB2QPU.jpg" alt="" /></p>
<figcaption>德国汉诺威连环杀手弗里茨·哈尔曼,于1918到1924期间猥亵、谋杀、肢解了至少24/27名10至22岁的年轻男性。警方确认了24/27起谋杀,但其本人供认了30至50(另有一说50至70)名受害者 。“汉诺威屠夫”的称号来源于他弃尸于莱茵河之前会先将尸体肢解,“吸血鬼”和“狼人”称号则来自他的惯用谋杀手段——撕咬受害者的嗓子。</figcaption>
<p>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就比他们更理性了,美国学者桑斯坦在《谣言》一书中强调,“每一个异常恶心的主题都会提高谣言在互联网上传播的概率”。</p>
<p>由于谣言往往包含着一个人们高度关切的核心,所以能够广泛传播,造成深远后果,到后来迫使公开渠道不得不出面辟谣或采取行动。</p>
<p>1944年初,仍深陷苦战的欧洲已逐渐看到纳粹德国败局已定,当时盛传苏联将统治整个欧洲,以至于美国总统罗斯福不得不出来说明:“我个人认为这是无稽之谈”,“苏联已得到了相当大一块‘面包’,即便没有更多其他令人头痛的事,这也足以让他们忙上好些年了”。</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0/7FmQfjpzn9TiCMh.jpg" alt="" /></p>
<figcaption>雅尔塔会议三巨头,P图界最爱用的图片之一</figcaption>
<p>1960年,因为一则谣言说古巴政府准备取代父母的职责,将孩子从家中带走集中抚养,美国发起了一场代号为“彼得·潘”的秘密行动,在两年多时间里将14,000名古巴儿童带离古巴和他们的父母。</p>
<p>谣言常常折射出广泛的社会心理,有时甚至是某种美好的期待。例如1938年日军已侵占山西全省,但太原乡绅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中认为他们会一败涂地,因为他发现山西“无论男女老少咸盼日军之败,且谣言日人都死在中国无一人能回其本国也”。说日本人都会“死在中国”显然不实,但却体现出人们的深层心理绝不认同侵略者,无疑也坚定了许多人的抵抗意志。谣言会召唤行动,引发改变。</p>
<h3 id="谣言如何改变历史">谣言如何改变历史</h3>
<p>虽然谣言往往是一种无组织的群体潜意识心理反映,但不可否认,历史上不止一次重大事件都是由谣言引发的。</p>
<p>历史学者苏萍在《谣言与近代教案》一书中研究了晚清的教案后发现:“几乎所有重大教案的发生,谣言作为最古老的大众传播媒介,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众所知,义和团事变的重要社会土壤,就是当时华北底层百姓对西方事物的不满与困惑,这表现为当时广泛流传的各种谣言,如1900年京津铁路建成时,北京就传闻“孩子们被埋在枕木底下,或被杀死以加固桥梁”,正是这些促使人们起来“扶清灭洋”。</p>
<p>虽然谣言会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但如何对待谣言,本身也非常考验决策者的智慧,那些引发重大变故的谣言,归结起来一是因为社会早已处在无法压制、又高度不满的高压锅状态,二是决策者处置严重不当所致。</p>
<p>这方面,被研究得最透彻的无疑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p>
<p>法国历史学家阿莱特·法尔热在《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舆论与谣言》一书中发现,当时法国的掌权者一方面认为民众冲动、不理智、愚昧无知,另一面又对公共舆论进行严密监控。这就造成一种困境:人们不得不通过非正式渠道的小道消息来了解自己迫切想知道、不如此又无从知道的重大事件。</p>
<p>结果,在后来的法国大革命期间,每一次变故几乎都伴随着谣言。1789年7月14日民众攻占巴士底狱,这一天后来被定为法国国庆日,但其起因也是因为谣传国王的军队将从巴士底狱炮轰巴黎。实际上,1979年伊朗国王被推翻,其导火索也是阿巴丹贫民窟电影院起火所引发的诸多阴谋论谣言。</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0/gkdBZ5bGx8MfwHo.jpg" alt="" /></p>
<figcaption>在法国大革命中被推上断头台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坊间传说,当大臣告知玛丽:“天下荒乱,百姓无面包而饿死。”玛丽曰:“让他们吃布莉欧好了”(布莉欧是一种甜点)。但是,历史上玛丽没有说过这句话,是后人将愤慨宣泄在这位热衷于打扮的王后身上。而且,后来有史家考证说,王后不仅长期实质救助贫者,根据解密后的通信档案,她与奥地利娘家通信时亦显现出对贫者的关怀。</figcaption>
<p>倾覆英国东印度在印度统治基础的,也是一个谣言:1856年,英国恩菲尔德皇家轻兵器工厂研发的新型P52步枪配备到印度,因其子弹混用牛油和猪肉脂肪成分作为润滑剂,军中的印度籍士兵在接触到新型弹药包后谣言四起,因为印度教徒禁食牛肉,而穆斯林禁食猪肉。人们纷纷传说新步枪的其实是东印度公司一个惊天阴谋:通过玷污他们的信仰来达到让他们改信基督教的目的,这样士兵们将被迫放弃他们高种姓的社会地位。</p>
<p>虽然英国人事实上并无这一动机,但由于军官们普遍忽视基层士兵的想法,谁也没想到,印度人两百多年来对英国的统治逆来顺受,最后竟然为了这样一件小事引爆了规模空前的大起义。</p>
<p>正因谣言在动员民众时有时能形成巨大的力量,因而有些决策者反过来利用谣言。西方早期历史上最出名的一个故事,就是公元64年罗马城发生大火灾,当时谣传这是市民痛恨的皇帝尼禄点火引燃的,但尼禄得知后发起一个反谣言,嫁祸于比他更不受欢迎的基督徒。</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0/hYtix2g89lZVvFu.jpg" alt="" /></p>
<figcaption>尼禄在罗马的大火中高歌吟唱,是许多画家乐于表现的题材。尼禄被认为是想利用这场大火,将大量地方烧成白地,以便他可以兴建富丽堂皇的金宫。这种描写与事实是否吻合,历来史学家是有相当大的争议的。有史料指出,火灾发生时尼禄并不在罗马城内(但尼禄在得知火灾发生时第一时间的驱车赶赴罗马指挥救灾),且敞开其私人花园让受难的民众进入。</figcaption>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0/gPGMhu13br2eCH6.jpg" alt="" /></p>
<figcaption>罗马大火事件后,尼禄下令逮捕基督徒,公开地将他们残酷折磨——史载的惩罚方式包括钉十字架、披兽皮让恶狗咬死、将他们钉上柱子做为蜡烛等。</figcaption>
<p>二战前夕,一架法国商业飞机飞越德国纽伦堡,被谣传是来扔炸弹的轰炸机。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事后谴责说:“德国当局拥有制止谣言的一些手段,却纵容这种谣传,非但不去辟谣,反而利用谎言作为宣战的借口。”</p>
<p>在俄国历史上,还有一件相当离奇的事:一个身世不明的人物在混乱中冒充伊凡四世的儿子季米特里,竟然在波兰军队支持下,于1605年成功登基为沙皇,还在皇位上坐了将近一年。不仅如此,在他死后,关于他死里逃生的谣言广为流传,只要打着他的旗号,就能纠集起一批人马。1689年彼得一世掌权后,因为推动的改革与传统处处反差剧烈,民间谣传说他其实是个外国人,真正的沙皇在国外旅行期间已经被人掉包了。这无疑反映出当时保守的俄国人对改革的敌视,但问题在于,彼得一世非黑即白的做法也大大刺激了这种谣言的盛行。</p>
<p>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注意到了谣言对社会群体的重要性,甚至很可能是最早建立起相应制度的国家。东汉光武帝出身民间,他建立起一个以民间歌谣为郡国长官考绩凭据的舆论监督制度,也称“举谣言”,是中国古代行政监督制度史上的一个创举。</p>
<p>值得注意的是,在秦汉乃至此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谣言”在汉语里还有一层特殊的意味:它不仅来历不明,而且带有某种预言性质的神秘性,因而民间流传的童谣会被视为是上天的启示。</p>
<p>《喻世明言》第二十二卷就提到南宋权相贾似道上奏皇帝:“谣言皆荧惑星化为小儿,教人间童子歌之,此乃天意,不可不察。”</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0/AE87fqw9kLZJH4s.jpg" alt="" /></p>
<figcaption>中国古代星占家认为火星在位置及亮度上都常变不定,谓之“荧惑”,象征残、疾、丧、饥、兵等恶象。上图中的荧惑守心天象,是指火星在心宿内发生“留-逆行-留”的现象,在古代中国被认为大凶。</figcaption>
<p>《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一书中所提到的,在很大程度上也像是中国以往传统的写照:“缅甸最有诗意和神秘性的预言艺术是民谣(dabaung)。从王朝时代开始,民谣就提供诗歌和韵律形式的预言。它们不是出自智者或占卜者之口,而是由儿童和疯子传唱,有时是以戏剧性的表演来展现。没有人准确地知道民谣来自何处:它们只是出现在街头玩耍的孩子哼唱的小调里,或者出现在荒诞不经的疯子喃喃自语的韵文里。在古老的过去,国王想知道王国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会派遣占卜者到市场里搜集民谣,民谣通常会在大变动之前出现。”</p>
<p>也就是说,这既要求决策者了解谣言,同时又得掌控谣言。</p>
<p>在这种情况下,儒家政治思想既把谣言看作是民心、民意的表达,可以论证君主统治的正当性,同时又极为警惕伪造民谣、操控舆论之事,“造谣”就此带上“居心叵测”的恶意色彩。</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0/1H2Pgq9vVMWbDRl.jpg" alt="" /></p>
<figcaption>经典作品《冰与火之歌》中,有一条主线就是:妖言/谣言最后是否应验</figcaption>
<p>秦汉四百多年里,造作、传播“妖言”是重大罪行,必须受到“妖言令”所规定的惩处;此后历代也大体沿袭,《大清律例》中对“妖言惑众”的惩处仍是极为严厉的。原本“谣言”并不带有贬义,真正贬义的原本是“妖言”,然而在词义演变的过程中,现代汉语的“谣言”往往倒是带上了古人所说“妖言”的那种内涵。</p>
<p>到了现代社会,“谣言”所附带的那种神秘性、预言性早已逐渐消退,那不过是“未经证实的说法”。正如卡普费雷在《谣言》一书中所说的,“谣言的多寡和内容是一个极好的环境晴雨表”,由于“谣言的本质即官方发言之外的发言”,因而越是宽松、丰富的环境,单个谣言可能造成的后果越难引发严重后果。谣言就像洪水,“疏”是比“堵”更可取的做法。</p>
<p>这方面,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英国可为借鉴。在16世纪的英国,印刷术初兴,尚无现代传媒和专业记者,那时的人们“信谣传谣”,新闻和谣言甚至边界相当模糊。伊丽莎白一世当公主时曾问家庭女教师:“伦敦有什么新鲜事?”当被告知外界谣传她将跟海军上将西摩勋爵成婚时,她答道:“只是伦敦新闻罢了。”</p>
<p>可见在当时,“伦敦新闻”一词差不多就是“谣言”的代名词。</p>
<p>不过,英国人并未去压制这些“谣言”,而相信它也能体现一部分社会真实。托马斯·麦考莱在五卷本《詹姆斯二世登基以来的英国史》中认为,正是通过言语粗糙、尖锐的民间歌谣,民众的爱憎、喜悦和痛苦才得以表达;不读民谣,无从获知民众的历史。</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0/FUP7gWBnphHzSAZ.jpg" alt="" /></p>
<figcaption>《伦敦公报》(The London Gazette)自1665年11月7日开始刊行,声称为英格兰历史最悠久的报纸,和全英国连续刊行时间最长的报纸。</figcaption>
<p>更重要的是,通过一套市场机制,英国人不仅把这些原本神秘化的谣言祛魅了,而且还把它商品化了。</p>
<p>近代早期的查尔斯·奈特曾写道:“伦敦这个地区是流言的神殿。世界各地的谣言与流言涌进这里,然后,在这个回音室里,经过古怪修饰的回应再回荡到欧洲所有地区。”</p>
<p>《伦敦传》中就此评论:当时的伦敦就像一个回音,“<strong>在这里,一种被称为新闻的诡异商品向四面八方传播”。现代新闻业,就此诞生</strong>。</p>
<p>这也是这段历史最值得我们记取的:对于谣言,与其敌视它,不如正视它,这样,专业的新闻记者才能成为真相的最后守夜人。</p>
新冠肺炎|值得严重关注的2019年12月31日
2020-02-19T00:00:00+00:00
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archive/2020/02/19/zhi-shi-fen-zi
<p>原文来自「知识分子」:<del><a href="http://206.189.252.32:8088/">新冠肺炎|值得严重关注的2019年12月31日</a></del></p>
<p>撰文 陈晓雪</p>
<p>责编 李晓明</p>
<hr />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0/yzxKoFgwnie6lUc.jpg" alt="" /></p>
<h3 id="--编者按--">- 编者按 -</h3>
<p>回顾新冠肺炎疫情,可以看到一个关键日期,2019年12月31日。这一天,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在武汉开会,香港提出对疫情的关注。如果这天会议确定要采取行动,包括不宣传但行动的外松内紧,而不是掉以轻心,可能对于疫情发展会有很大影响。那么,12月31日,我们有机会吗?</p>
<p>本文试图总结经验,看我们在体制上可以有何改革、在做事方式上有何根本性的改变。疾病控制这样的大事,处理方式应该更接近救火队,而不应该接近法庭判死刑的过程,后者可以有时间,前者需要快速,疑病从有。</p>
<p>本文试图提出三个疑问:</p>
<ol>
<li>
<p>中国疾控中心的网络直报系统或传染病信息系统,有没有发挥作用?究竟何时发挥作用?为何多个信源呈现出来的信息是矛盾的?</p>
</li>
<li>
<p>2019年12月31日,武汉已经对病人采取隔离措施,但为何未要求医护人员采取防护措施?即使是外松内紧,内紧体现在哪里?</p>
</li>
<li>
<p>2019年12月31日,为何香港已经开始提醒公众防护,为何武汉却没有提醒公众防护?</p>
</li>
</ol>
<p>下面这张图,回顾了截至2月11日国内新冠肺炎的全部病例。如果在2019年12月31日,武汉能够有强有力的措施阻止传播,新冠肺炎可能被扑灭,而不是今天的大流行。</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0/87ImKBFiGxMYUqb.jpg" alt="" /></p>
<figcaption>图源: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20.</figcaption>
<h3 id="01-回到2019年12月30日">01 回到2019年12月30日</h3>
<p>2019年12月31日,根据武汉当地媒体的报道,20万武汉市民和游客参加了跨年的长江灯光秀。</p>
<p>当日的媒体上并没有提及的是:这一天,世卫组织驻华中国代表处获悉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这一天,国家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抵达武汉,调查武汉的不明肺炎。</p>
<p>对于国家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来汉,据经济学家华生2月16日的文章,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看到网络上流传的不明肺炎信息,从而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p>
<p>然而,据《知识分子》2月17日获得的一份流出的报告显示,湖北省疾控中心和武汉市疾控中以及几个区级的疾控中心早在2019年12月29日就调查武汉市不明肺炎的情况,并形成了报告。</p>
<p>那么,两个不同来源的信息让人不免疑惑:中国疾控中心是否收到了这份报告?国家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对武汉当地的疫情应对给出了怎样的指导意见?</p>
<p>回到2019年12月30日。</p>
<p>这一天,一个叫李文亮的眼科医生在班级群里提醒同学—— “确诊了7例SARS”。</p>
<p>同样在这一天,经济学家华生上述的文章披露:“去年12月30日……由于高福有在睡前在网络上搜索有关传染病信息的习惯,偶然发现了有关武汉市卫健委内部发出了不明原因肺炎紧急通知的相关传闻,这让他大吃一惊。”</p>
<p>“因为他去年还在政协会上拍着胸脯说,现在有了这个疾病直报系统,象SARS那样的大疫情不会再发生。所以他随即打电话给武汉市疾控中心负责人了解情况,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立即问他们案例早已超过三例必报的预警门槛,为什么这么多天来从未向网络系统直报?都这样的话,国家重金打造的网络直报系统还有什么用?”</p>
<p>华生说,据知情人透露,从对方含糊的解释中,高福感到问题不小,自己责任重大,连夜给国家卫健委多名领导分别打电话报警。“据媒体报道,国家卫健委也可算行动迅速,第二天就由分管领导带领工作组、专家组到达武汉。”</p>
<p>华生认为,据这个消息,高福实际上是12月30号武汉几名医生在朋友圈发消息提醒的同一天晚上, “体制内最高级别的报警人”。</p>
<p>就在这一天,湖北省已经有一份不明肺炎疫情的流调报告出炉。但直到2月17日,报告流出。</p>
<p>这份报告显示,湖北省、市、区疾控中心联合调查组在2019年12月29日已就华南海鲜市场多例肺炎病例情况进行调查,并在12月30日形成了报告。</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0/5FC2u8jEcB39AWh.jpg" alt="" /></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0/JtZjdFWoYGsvKAM.jpg" alt="" /></p>
<p>“2019年12月29日下午,接省、市卫健委通知,近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市中心医院后湖区等医院收治多例症状相似的肺炎病例,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报告披露,湖北省疾控中心、武汉市疾控中心会同江汉、硚口、东西湖区疾控中心赴现场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标本采集检测、院感控制等处置工作。</p>
<p>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2019年12月28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急诊科接诊了4例和华南海鲜市场有关的发热病人。到2020年1月1日前后,医院共收治了7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2019年12月2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向医院公共卫生科上报了这7例发热病人中急诊科收治的4例。公共卫生科回复称,已上报江汉区疾控中心。在急诊科上报的4例病例中,有一对母子,儿子在华南海鲜市场工作,母亲去海鲜市场送饭,并没有接触过华南海鲜市场的物品,但依然染病,而且病情较重。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当时就判断这个病可能 “人传人”。</p>
<p>与此同时,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也陆续收治了7名不明肺炎的病人,该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医生和院方也将病人的情况在12月27日上报给了江汉区疾控中心,并在12月29日上报给省、市卫健委的疾控处。</p>
<p>2019年12月29日, “省卫健委疾控处和市卫健委疾控处快速反应,指示武汉市疾控中心、金银潭医院和江汉区疾控中心,来到医院,开始流行病学调查” (据《长江日报》2020年2月2日的报道)。</p>
<p>前述12月30日完成的不明肺炎流调报告称,累计搜索病例25例,完成流行病学调查核实20例,其中华南海鲜市场西区12个摊位、东区1一个摊位,为17人,另外市场非固定摊位工作人员3人。</p>
<p>报告介绍,有两个家庭成员有在该市场共同暴露,其中一个患者有4个家庭成员感染,一个患者家庭有2个家庭成员感染。</p>
<p>在时间分布上,调查病例的最早发病时间为12月12日,最后一例为12月25日。</p>
<p>报告对于下一步处置的建议是:</p>
<blockquote>
<p>(一)市场监督部门加强该市场卫生环境综合整理,切实做好环境清洗消毒,日常通风等工作。</p>
<p>(二)卫生健康部门进一步加强该市场从业相关人群的不明原因疾病的检测工作,做好对可疑患者的早发现、早排查、早处置工作。</p>
<p>(三)各医疗机构进一步规范发热门诊的运行和预诊分诊,早期明确诊断和规范治疗,做好感染控制工作。</p>
</blockquote>
<h3 id="02-报告应汇报给谁">02 报告应汇报给谁?</h3>
<p>假设上述内部流出报告为真,那么应该汇报给哪些机构?</p>
<p>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官网的《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规范》,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及时将疫情分析结果以信息、简报或报告等形式向上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同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报告,并反馈到下一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其中提到,“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发现甲类传染病和乙类传染病中的肺炭疽、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等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以及<strong>其他传染病和不明原因疾病暴发等未治愈的传染病病人</strong>或疑似病人离开报告所在地时,应<strong>立即报告当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同时报告上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strong>,接到报告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以最快的通讯方式向其到达地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通报疫情。“</p>
<p>也就是说,当这份报告形成后,武汉市卫健委、武汉市政府、湖北省卫健委和湖北省政府是汇报对象,中国疾控中心也应该是汇报的对象。</p>
<p>另根据《经济观察报》报道,中国疾控中心在2003年SARS疫情后,建立了一套综合的监测系统,最先建立起来的是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横向覆盖全国,纵向可达乡镇医生卫生院。“只要发现传染性病例、尤其是不明原因肺炎,医院都要直接在这套系统上报告病例,包括中国疾控中心在内的各级疾控部门都能第一时间了解情况。”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介绍说。</p>
<p>而据《第一财经》报道,这套系统也设置了针对不明原因肺炎PUE(Pneumonia of Unknown Etiology)的直报。</p>
<p>如果在武汉发生了多例不明原因的肺炎,而且比较集中,杨功焕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表示,按照这个报告体系,中国疾控中心应该会收到相关的报告。她认为,中国疾控中心即使没有人下去调查,也可以发现武汉出现的情况。“按道理,这个机制下,在这个时候中国疾控中心可能会派人,地方省疾控或者市疾控也有权力派人下去做流行病学调查,确认病情,然后来报告。同时,医院在这种情况下也应该实施隔离的。”</p>
<p>但是,根据华生的文章,作为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2019年12月30日未收到湖北或武汉任何关于不明原因肺炎的报告,对湖北省、市、区三级疾控中心的这一报告显然也不知情。</p>
<p>一位业内人士评论说,如果这份省、市、区疾控中心联合调查组形成的报告没有报送中国疾控中心,那就是体制的问题,需要改进,不能只报当地政府,而不报中国疾控中心;如果这份报告抄送了中国疾控中心,而中国疾控中心主任自己不知情,那就是中国疾控中心的问题。</p>
<h3 id="03-2019年12月31日">03 2019年12月31日</h3>
<p>这一天,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抵达武汉。</p>
<p>直到今天,我们仍无法从官方渠道获悉这批专家去了哪里、对于武汉的疫情给出了怎样的疫情应对办法,以及处置工作的指导意见的详情,只能根据媒体的零星报道或一些新闻稿去还原当时的情况。</p>
<p>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第一批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有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诊疗与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李兴旺、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曹彬,还有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徐建国。</p>
<p>据中国疾控中心官网转载的新华社的报道,2019年12月31日,根据中国疾控中心要求,病毒病所(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选派专家组赴武汉参加疫情防控。于2020年1月1日上午赴华南海鲜市场,针对病例相关商户及相关街区集中采集环境样本515份,运送至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进行检测;1月12日,病毒病所专家再次在华南海鲜市场采集野生动物贩卖商铺相关标本70份,并转运至实验室进行检测。</p>
<p>据财新的报道,第一批专家到武汉金银潭医院做过调查,并做了一套“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的诊断标准,要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要有发烧症状,要做全基因组测序,这三条标准都达到了,才能确诊。</p>
<p>据《大公报》报道,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徐建国1月4日表示,从目前看,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且没有发生死亡案例,说明病毒威胁水平有限。徐建国还强调,中国的传染病控制有多年的积累,绝不会出现因为春运发生大扩散的可能性。</p>
<p>2019年12月31日,在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到达武汉的当天,武汉市卫健委发布了第一份关于肺炎疫情的通告,表示到目前为止调查发现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严重,并称所有病例已隔离治疗,密切接触者的追踪调查和医学观察正在进行中,“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对病原的检测及感染原因的调查进行中。</p>
<p>通告还透露,武汉同济医院、省疾控中心、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武汉市传染病医院及武汉市疾控中心等单位等临床医学、流行病学、病毒学专家进行了会诊,专家从病情、治疗转归、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初步检测等方面情况分析认为上述病例系病毒性肺炎。</p>
<p>而武汉市卫健委发布的第二份关于疫情的通告,也就是在2020年1月3日,首次提出了“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的概念,表示符合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有44例,其中重症11例,均在武汉市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这份通告也提到,国家和省卫生健康委派出工作组和专家组赴武汉市,指导当地开展疫情应对和处置工作。“初步调查表明,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这份公告,中国疾控中心进行了全文转载。</p>
<p>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武汉的一位医生将武汉卫生系统初期对新冠肺炎的举措解读为 “内紧外松”: “紧” 是及时发现病例,并做了严格的隔离和应对; “松” 则是却没有大范围地公告社会,让大家对疾病提起警惕,也没有号召大家戴口罩。</p>
<p>内紧外松,也可以用来解读中国疾控中心应对疫情的策略。冯子健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中国疾控中心从最早开始,就把新冠肺炎当作有高度传染性的疾病来对待,第一时间采取了密切接触者管理等措施,但公布信息是“谨慎的”,从开始的“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到“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需要一个过程,因为对疾病的认识有个过程,和病例诊断、实验室检测结果逐步用于病人的甄别有关。</p>
<p>然而,根据疫情上报第一人、被记大功张继先等人接受媒体采访的内容,尽管武汉市卫健委表示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但对一线的医护人员似乎并没有给出提高防护等级的建议。</p>
<p>在《长江日报》的报道中,张继先在2019年12月27日和29日连续报告不明肺炎的情况后,医院给她的科室批了N95专业防护口罩,但没有防护服,因此张继先安排同事在网上订购了细帆布的白色工作服用作防护,并将这些工作服一直穿到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明确新冠肺炎能够人传人。此后,医院给他们提供了三级防护服。</p>
<p>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上报了不明肺炎情况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则在1月2日起,要求医务人员之间不许公开谈及病情,不得通过文字、图片等可能留存证据的方式谈论病情,病情只能在交接班必要的时候口头提及。艾芬在1月1日起只得要求自己科室的医护人员先戴起了N95口罩。</p>
<p>在1月2日同一天,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的内部邮件显示,接到国家卫健委的电话通知,不得对外透露任何疫情信息。</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0/Cq2xw3tuGyNRO9V.jpg" alt="" /></p>
<p>据央视网报道,张继先所在的科室无一例医护人员感染,无患者交叉感染。</p>
<p>而在武汉市中心医院,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截至1周多前,其医院职工达到新冠肺炎临床确诊标准的已达230多人,其中130人住院,100多人居家隔离,多位科主任与院领导“中招”。</p>
<p>根据中国疾控中心2月17日发表的报告,截至2020年2月11日,在为新冠肺炎患者提供诊治服务的医疗机构中,在为新冠肺炎患者提供诊治服务的422家医疗机构中,共有3019名医务人员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其中1716名确诊病例,而在确诊病例中,武汉就有1080例,占全国医务人员发病总数64.0%,死亡的5名医护人员均发生在武汉。</p>
<p>报告指出,可能存在非职业暴露造成的感染,但迄今为止,医务人员感染以及防护失败的具体原因仍有待深入调查。</p>
<h3 id="04-几个问题">04 几个问题</h3>
<p>围绕2019年12月31日前后,关于疫情,还有很多未解之谜。</p>
<p>据武汉市长周先旺的表述,国家卫健委在2019年12月30日接到报告后组织了专家组前往武汉。一个问题是,国家卫健委是先接到谁的报告后组织专家组的?是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的报告还是武汉市卫健委的报告?</p>
<p>而中国疾控中心主任在意识到网络直报系统“失灵”后,从2019年12月31日到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健委和中国疾控中心是如何了解武汉疫情的?是否有第一时间恢复网络直报系统?</p>
<p>2020年1月31日,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在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网络直报系统的启用没有那么早”。在回答关于何时知道医务人员感染的提问时,冯子健说,是19日钟南山到武汉后,当地、国家级专家把结果告诉了钟南山,直到钟南山20日晚上到北京后,接受媒体采访披露有医务人员感染,接着武汉市卫健委作了披露。如果此时冯才知道医务人员被感染,说明截止到1月20日,网络直报系统并未发挥作用,而中国疾控中心信息闭塞问题可谓十分严重。</p>
<p>但是,在2月17日发表的论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披露,2019年12月31日,全国各级CDC联合开始了新冠肺炎的调查,论文也是选取了“截至2020年2月11日传染病信息系统中报告的所有中国内地COVID-19病例”。说明传染病信息系统似乎还是发挥了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冯子健也是该文作者之一。</p>
<p>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官网,中国疾控中心负责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动态监测功能在2020年1月24日上线,可实现新型肺炎的病例个案信息、诊治信息、感染来源等相关信息的快速报告。这是否说明,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在1月24日才发挥作用?</p>
<p>这些问题,都需要更多的信息披露来回应公众的疑问。</p>
<p>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将从2019年12月16日住院的疑似患者转移到金银潭医院进行隔离;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办事处接到报告,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开始部署防控措施,加强出入境口岸健康监察,并通知前线医护人员提高警觉。</p>
<p>而此时的武汉,采购年货的人流熙来攘往,百步亭社区的万家宴正在紧锣密鼓筹备,武汉市两会即将在5天后召开,半个月后开始的春运,数百万人流将从九省通衢的武汉流出。</p>
<p>“防疫工作是救火,看到苗头出现就要往上扑,不能说因为不能打救火铃,就不要扑上去,就当成没火情,怎么可以这样?你当做没火情,真有火的时候不就烧起来了吗?就是红布扑上去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你不需要叫消防车,先把红布给扑掉啊,你现在把火苗当成了红布,你不就错了吗?” 一位资深人士评论说。</p>
<h3 id="参考资料">参考资料:</h3>
<p>华生:如果群殴高福是搞错了对象——我们要从新冠病毒疫情真正总结什么(上),2020年2月16日. https://card.weibo.com/article/m/show/id/2309404472629854601490?<em>wb_client</em>=1&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p>
<p>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SARS之后国家重金建立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应关注其在这次疫情中如何运行,经济观察报,2020年1月30日.</p>
<p>http://www.eeo.com.cn/2020/0130/375225.shtml</p>
<p>中疾控独家回应:“人传人”早有推论,保守下结论有原因. 新京报. 2020年1月31日</p>
<p>http://www.bjnews.com.cn/news/2020/01/31/682224.html</p>
<p>最早上报疫情的她,怎样发现这种不一样的肺炎. 长江日报. 2020年2月2日. https://mp.weixin.qq.com/s/E_FMh8T31ZnTFhi-5wZCbw</p>
<p>“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第五场. 2020-01-26</p>
<p>http://wjw.hubei.gov.cn/fbjd/dtyw/202001/t20200130_2016542.shtml</p>
<p>中国疾控中心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检出大量新型冠状病毒. 新华社. 中国疾控中心转载. 2020年1月26日. http://www.chinacdc.cn/yw_9324/202001/t20200127_211469.html</p>
<p>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动态监测功能上线. 中国疾控中心. 2020年1月25日. http://www.chinacdc.cn/zxdt/202001/t20200125_211441.html</p>
<p>武汉市卫健委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2019年12月31日.</p>
<p>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19123108989</p>
<p>四大ICU主任详解病毒,来自最前线的防治之策. 财新周刊. 2020年2月10日. http://weekly.caixin.com/2020-02-07/101512870.html</p>
<p>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急响应机制流行病学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J].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20, 41(2): 145-151</p>
<p>专家:汉港病例未见直接关係. 大公报. 2020年1月5日. http://www.takungpao.com/news/232108/2020/0105/400593.html</p>
<p>武汉市卫健委关于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情况通报. 2020年1月3日.</p>
<p>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10309017</p>
<table>
<tbody>
<tr>
<td>独家</td>
<td>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已做好隔离 检测结果将第一时间对外公布. 第一财经. 2019年12月31日.https://www.yicai.com/news/100451932.html</td>
</tr>
</tbody>
</table>
<p>武汉病毒所全力开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科研攻关. 2020年1月29日. http://www.whiov.ac.cn/xwdt_105286/zhxw/202001/t20200129_5494574.html</p>
<p>亲历者讲述: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被感染始末. 中国新闻周刊. 2020年2月17日.</p>
<p>https://mp.weixin.qq.com/s/1zNY2YXy75snzwX3Tg09Cg</p>
二十天的婴儿开口说话后,卧床多年的植物人也笑了
2020-02-19T00:00:00+00:00
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archive/2020/02/19/you-you-lu-ming
<p>原文来自「呦呦鹿鸣的鹿鸣君」:<del><a href="http://206.189.252.32:8088/">二十天的婴儿开口说话后,卧床多年的植物人也笑了</a></del></p>
<hr />
<p>2月15日,陕西的《华商报》“华商汉中”报道了一个感人的疫情一线正能量故事:出生不到20天的双胞胎儿子稚气地问:妈妈干嘛去了?</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9/is9EheAyo2JqbYG.jpg" alt="" /></p>
<p>不到20天的婴儿开口说话?一时,人民群众目瞪口呆。2月16日,《华商报》致歉。这不算完。今天,我看到“贵州-2”电视台的特别报道《疫情中的爱》说:贵阳市人民医院护士周虹离开2014年就卧床在家的<strong>植物人</strong>丈夫,奔赴一线,<strong>而丈夫则好像知道妻子在做着一件伟大的事情,只要一有人提起周虹,就会露出笑容</strong>。</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9/zuwJVfhE42HlXNP.jpg" alt="" /></p>
<p>视频报道我看了,两位记者不可谓不努力,到了周虹家里,多角度拍摄,镜头语言非常丰富。我发了一张朋友圈之后,一位记者朋友不禁为同行苦笑:“目测续集是植物人丈夫醒来点赞妻子”。</p>
<p>这正是当前各地正能量报道的第一个趋势:<strong>感天动地,神迹频仍</strong>。刚出生的孩子可以开口说话,卧床多年的植物人笑了,都是为了在一线坚守的亲人。</p>
<p>这种报道不是凭空而降,而是自有其精神传承——记者精准地猜到婴儿和植物人的想法,正是”伟光正”式报告文学藏着的一大套路:心理活动还原。</p>
<p>与之相关,还有一个套路——“<strong>赛惨奉献</strong>”,也令人无语,却偏偏比冠状病毒还有传染性:各地纷纷出现各种古稀老人捐款的宣传报道,什么双目失明老人捐款、捡垃圾的老人捐出毕生积蓄、常州退休老人扔下一箱钱转身就走、重庆87岁老人捐出30年卖针线的20万元积蓄……</p>
<p>这类新闻是不是事实呢?有图有真相,是事实。但是,它又不是一个事实。譬如说,在我后台,就有一位读者告诉我说,其中一位被当作典型宣传的贫困老奶奶,恰好是他认识的人,其实有很多房产,每个月收租就很是不少。因此,她<strong>捐款是真,但贫困是假</strong>。那为什么记者要编造出捐款人贫困的事实呢?这就是一贯的“正能量”套路了。</p>
<p>然后,真的也有一些不明真相的老人,被这样的新闻“感召”,去捐款了。 这样的钱,怎么能收呢?于心何忍?我们现在缺的是钱吗?缺的是真相,缺的是心,而这样的宣传,偏偏就在制造假象,在伤害人心。</p>
<p>“赛惨奉献”有一个变异的品种:集体剃头。</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9/svlZ23C8Ri69Ptn.jpg" alt="" /></p>
<p>前线并不一定要剃光头,江苏、河南、福建等地支援武汉的女护士,也就是剪了短发,照样在一线干得好好的。但是,到了甘肃,加码了,直接剃光头。她们真的心甘情愿吗:</p>
<p>为什么要剃光头?工作不一定需要,那谁需要呢?本地领导需要。这就像过去的酒局一样。“我喝了您随意”,难道敬酒的人和被敬酒的人不知道喝酒伤身吗?不知道喝醉了丑态毕露吗?他们当然知道;但是,<strong>这本质上就是一个忠诚度测试</strong>,你喝了,就表示你宁愿牺牲自己的身体,也要显示对被敬者的忠顺,而被敬酒的人则享受那种“一切尽在掌握”的快感。如今,剃光头也是如此,让你剃光,你就剃光,这就说明你是我的人,至于前线是不是需要,那有什么关系。</p>
<p>这些护士明明已经主动报名去前线,她们已经证明过自己对国家的忠诚,现在的一切,说白了,只不过是一些地方的领导<strong>要展现自己的为所欲为罢了</strong>。</p>
<p>这种忠诚度测试多了,一个团队势必就会挤满阿谀奉承之辈,那些心里还有一些骨气的,就会用脚投票,靠边站了。因为,真正有才华的人,是不屑于也无法真的长期忍耐与这样一群没有羞耻感的人一起共事的。最后,当真正的考验到来,当事者恐怕才会忽然发现,身边<strong>竟无一人可用</strong>。</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9/GZSCHNvmJTP17Lq.jpg" alt="" /></p>
<figcaption>这是Rachel先生在阅读呦呦鹿鸣《为什么说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之后的创作,文中说:"在封城之后,除了与冠状病毒斗争,武汉人还在与冠状干部斗争。"</figcaption>
<p>所以,不要以为这种“赛惨奉献”过于脑残可以一笑了之,它们的伤害,比冠状病毒还厉害呢。我在呦呦鹿鸣一直说,疫情给我们所传递的诸多道理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回归常识。</p>
<p>常识是什么?</p>
<p>常识是吃野味弊大于利;</p>
<p>常识是要敬畏自然爱护同胞;</p>
<p>常识是二十天的婴儿说不了话;</p>
<p>常识是植物人丈夫无法知道妻子正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p>
<p>常识是总想着给市长暖暖心是读书人的羞耻;</p>
<p>常识是一个健康的社会不会只有一种声音;</p>
<p>常识是捐赠物资必须透明分配接受监督;</p>
<p>常识是一个健康的社会里魑魅魍魉不能持续张牙舞爪;</p>
<p>常识是病毒面前人人平等……</p>
<p>但是,很多人,却把原来身体里、脑子里的病,又进一步放大了。可悲啊,他们的心里,住着一只怪物,仅为一己之利而四处吞噬,于是,<strong>他们的脑炎比肺炎还难治;他们脑后的辫子割了,心中的辫子却是又臭又长</strong>。他们面前明明就放着特效药,可是,他们就是不吃。那就真是呜呼哀哉没有办法的了。</p>
<p>了解鹿鸣君:《理想再温和,也是理想》</p>
<p>共读长文,做鹿鸣君的好朋友:《洞庭江湖》</p>
学校网课直播屡遭封禁,我们的互联网有病
2020-02-19T00:00:00+00:00
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archive/2020/02/19/our-internet
<p>原文来自「象甲书店」:<del><a href="http://206.189.252.32:8088/">学校网课直播屡遭封禁,我们的互联网有病</a></del></p>
<hr />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9/AZ2HoT7keMmRyQq.jpg" alt="" /></p>
<p>受疫情影响,从幼儿园到大学,国内的各个学校都推迟开学,纷纷开始了网络授课。</p>
<p>教育是立国之本,疫情期间利用互联网授课,本来也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但是由于国内互联网敏感词的泛滥,各大学校网络授课或者网络直播授课,都遭受了课件被屏蔽、直播间被封禁等尴尬的局面。</p>
<p>国家教育部钦定的教学内容,怎么在网上就成为了遭受屏蔽和封禁的对象?</p>
<p>首先遭受封禁的是医学生理课,多个人体器官名词成为网络敏感词。一位医学护理专业的老师抱怨,她在QQ上讲课,几秒钟就被封了,原因是涉黄。</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9/auSYi1g2xKsoDhe.jpg" alt="" /></p>
<p>生物课也成为重灾区,这是瑞安中学的高二生物网课直播间被封,也是因为涉嫌传播淫秽色情信息。</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9/cwX23yYbWMa7vsu.jpg" alt="" /></p>
<p>政治课也不能幸免,这是抖音平台上透露的一个案例:政治老师上课涉嫌政治话题,直播间被封。</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9/N4ESIcMp1usDKm9.jpg" alt="" /></p>
<p>紧跟其后,是历史课的小心翼翼。然而,仍然难以避免直播授课被封。</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9/IBGLvmCN5zfbrwA.jpg" alt="" /></p>
<p>语文课本里的鲁迅已经基本全退出了,应该讲比较安全了吧,但是仍然不行:语文课老师讲解的内容,在QQ群里被屏蔽。</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9/e8nDTmf9UCdlZwq.jpg" alt="" /></p>
<p>比较来看,英语课相对最安全,毕竟英语对于网管来说是一道语言门槛。然而,英语课直播也出现了被封的现象。</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9/7Sn4TomvVkGuXUH.jpg" alt="" /></p>
<p>目前看起来,最安全的只有网上体育课,不会涉及到敏感内容。但是,有学校组织线上的升旗仪式,照样被封。</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9/PKCBJIb2aSvU7zT.jpg" alt="" /></p>
<p>去微博上略略一看,网课话题下面是一堆网友在反应,上网课遭受了被封禁的局面。</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9/CFejhip4BmvkMDW.jpg" alt="" /></p>
<p>学生们在网课遭受封禁面前嘻嘻哈哈,授课老师则是小心翼翼相互提醒,严肃媒体对网课遭封禁装聋作哑,自媒体则把它当成段子内容。</p>
<p>国家教育部钦定的教学内容,居然成为了互联网上屏蔽和封禁的内容。如果没有这场疫情下大规模的网络授课,学生和老师们大概还不会如此直观地认知:</p>
<p>我们的互联网病了。</p>
<p>我们的互联网充斥着举报和敏感词,充斥着只能为之的错别字,正常的沟通和交流只能在这些禁锢之间寻找缝隙。</p>
<p>更可怕的是,我们已经逐渐适应了这种有病的互联网,用越来越多的暗语和隐喻指代来做交流,把遭受封号删帖屏蔽封禁当成了日常。</p>
<p>包括此刻,我们在小心翼翼地写这篇稿子。</p>
<p>对于未来,我们深感担忧。</p>
来强行解读一下3月1日互联网言论管控新规
2020-02-19T00:00:00+00:00
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archive/2020/02/19/interpretation-new-rule
<p>原文来自公号「自由位面」:<del><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jUzMzM1NA==&mid=2648549622&idx=1&sn=d97ae39bb18d1821f013fa8cfb303199&chksm=8887a6f3bff02fe5638cd42e5a416470c7b5b28b6e1995d9591ed30d91614dcc156c1aefcd3c&token=1450910592&lang=zh_CN#rd">造谣与传谣经济”:来强行解读一下3月1日互联网言论管控新规</a></del></p>
<p>作者:刘雪菲</p>
<hr />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0/JYpoEVnzqKZgPh5.jpg" alt="title_image.jpeg" /></p>
<center>题图《坚定相信官方消息,不信谣,不传谣》来源:网信办官网</center>
<p>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老大哥,我们践行的是社会主义法治。</p>
<p>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定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疫情蔓延/全民居家隔离的一个月里,立法机关丝毫没有懈怠工作;我们有了新的经济基础——造谣与传谣经济,遂国家及时出台了全新的互联网言论管控规定。</p>
<p>这部针对当下“造谣与传谣经济”的新规,名字很好听,叫《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下简称“《规定》”),由中央宣传部部长领衔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制订、发布。</p>
<p>又巧了,我硕士考北邮那会儿,专业课考试指定教材正是《网络法》与《电信法》;入学之后,老师同学最常辩论的问题之一,就是“网络法到底是不是一个伪概念”。时隔多年,随着《新规》正式出台,这争论终于一槌定音。</p>
<p>尽管现在《新规》的立法层级还较低,但它影响如我一样醒来睁眼刷手机的在座所有人,它特别重要,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升格为法律。故在此强行解读一番,聊蹭热点。</p>
<h2 id="01-什么叫生态">01 什么叫生态?</h2>
<p>众所周知,网络并非有机物,系由电子终端和无色无味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信号连接构成,那么很明显,“生态”一词乃是借用。</p>
<p>对此,官方解答:“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0/5FrkO8QcLgYvUmu.jpg" alt="matrix.jpeg" /></p>
<p>首先,立法者浪漫地具象化了这个抽象的赛博空间,且认为“月有阴晴圆缺”之类的天气现象也存在于网络空间。</p>
<p>那么网络空间的天气现象由何构成?是信息,包含本条法规解读的公众号推文信息在内,我们大家发布上网的全部信息影响了这里的天气,时而符合人民利益,时而不符合人民利益。</p>
<p>其次,立法者以家长本位之姿态,为我们制订、发布了《新规》,该设定之前提在于,网民不具备筛选有害信息的能力,且一旦中招,后果不堪设想。</p>
<p>以上为《新规》出台之立法背景,这份良苦用心,可得仔细咂摸。</p>
<p>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有关负责人2019年12月20日就《新规》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就《新规》中所称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给出了明确的定义:</p>
<p>“是指政府、企业、社会、网民等主体,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以网络信息内容为主要治理对象,以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建设良好的网络生态为目标,开展的弘扬正能量、处置违法和不良信息等相关活动。”(《新规》第二条)</p>
<h2 id="02-治理谁">02 治理谁?</h2>
<p>《新规》对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进行了列举式归类:</p>
<p>其一,正能量信息。鼓励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制作、复制、发布该类信息;</p>
<p>其二,违法信息。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不得制作、复制、发布;</p>
<p>其三,不良信息。对于该类信息,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应当采取措施,防范和抵制。</p>
<p>具体说来:</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0/tEeuvrKPl5a9R2C.jpg" alt="fifth.jpeg" /></p>
<center>《新规》第五条</center>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0/k4pwYKLiTXCvV8f.png" alt="zhengnengliang.png" /></p>
<p>新裤子:生活因你而火热,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p3Fm1fwc64</p>
<p>虽然经常听到“正能量”这个词,然对于其突然上升为法律概念,笔者还是感到相当懵逼。</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0/9sldVJ2RGSKa8ML.png" alt="zhengnengliang2.png" /></p>
<center>来源:网信办官网 点击放大 http://www.cac.gov.cn/2019-12/20/c_1578375158671514.htm 最后访问:2020-02-15 14:23:04</center>
<p>扪心自问,本文属于“正能量信息”之第(五)款:“有效回应社会关切,解疑释惑,析事明理,有助于引导群众形成共识的”,属于“鼓励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制作、复制、发布”的信息。</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0/sCyBVSif2A689Xz.jpg" alt="6th.jpeg" /></p>
<center>《新规》第六条</center>
<p>违法信息很清晰,在前颁布的各类法律法规都有相应的明确规定,比如《刑法》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及相应程度较低的《国家安全法》。在此专门规定中,对散落在不同法律法规中涉及网络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了集中罗列。</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0/lp9bVo1HcP7G4yU.jpg" alt="7th.jpeg" /></p>
<center>《新规》第七条,请注意第(三)款!!!</center>
<p>而这第三类“不良信息”最麻烦了,仔细一看,边界都挺模糊的。《新规》对该类信息的指引也仅仅是“防范”和“抵制”,这又是两个模棱两可的词。</p>
<p>可以想见,无论是内容平台还是信息作者,只能无限提高自我审查的标准;因为反过来,随时可能因为不达标而被拿下。</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0/Kr3zfGlIAREBUeO.jpg" alt="lamama.jpeg" /></p>
<center>电影海报,来源网络,侵删</center>
<p>请大家记住以上三类信息区分,这是《新规》关键所在。看晕了也没关系,知道三个大类名称就行。</p>
<p>对其规制的行为主体,《新规》作三类区分:</p>
<p>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是指制作、复制、发布网络信息内容的组织或者个人;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是指提供网络信息内容传播服务的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网络信息内容服务使用者,是指使用网络信息内容服务的组织或者个人。</p>
<p>但实际上,除网络平台(ICP/ISP)以提供网络信息内容传播服务为业,普通网民都身兼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使用者两种身份。故下文只作两类区分,请大家对号入座。</p>
<h2 id="03-对网络平台的要求">03 对网络平台的要求</h2>
<p>其实,我国法律体系对ICP/ISP的规制一直存在,比如贯彻“避风港”原则,日益动摇、不被司法采纳,而《新规》的发布则意味着,史上最严格的内容管理与审查时代正式到来。</p>
<p>对于第一波赛博格化的运营岗同学,有哪些新的“雷区”需要注意,以下我挑重点说。</p>
<p>第一,《新规》明确要求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负担起信息内容管理之责任:</p>
<p>其一,“健全用户注册、账号管理、信息发布审核、跟帖评论审核、版面页面生态管理、实时巡查、应急处置和网络谣言、黑色产业链信息处置等制度”;其二,聘请专门人员负责以上工作。</p>
<p>第二,发现不良信息和违法信息的,应当依法立即采取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也就是说,对于那些“擦边球”信息,尽管不违法,但仍需要上呈、留底。</p>
<p>第三,不得在重点环节呈现不良信息。重点环节只能呈现“正能量信息”。</p>
<p>这里,“重点环节”又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全新法律概念(识记点):</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0/VqR4C5yH3M6dIuK.jpg" alt="11th.jpeg" /></p>
<center>《新规》第十一条</center>
<p>第四,建立用户账号信用管理制度,很明显是仿照征信系统,具体来说,大概就是我们熟悉的“POST被删得多了,就封号啦”。</p>
<p>第五,在显著位置设置便捷的投诉举报入口,公布投诉举报方式,及时受理处置公众投诉举报并反馈处理结果。依然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优良传统”。</p>
<p>第六,编制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工作年度报告。</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0/XN8KPVgIkfc46Oh.png" alt="jubao.png" /></p>
<center>优秀操作展示</center>
<h2 id="04-普通网民需要注意啥">04 普通网民需要注意啥</h2>
<p>除了一般的,不能乱说话之外,还需要注意以下几条:</p>
<p>第一,版主、群主负有管理责任(所以,轻易别拉群、建组,哼哼),并且鼓励群众举报;</p>
<p>第二,不得利用AI(人工智能)和VR(虚拟现实)相关技术干坏事;</p>
<p>第三,“不得利用党旗、党徽、国旗、国徽、国歌等代表党和国家形象的标识及内容,或者借国家重大活动、重大纪念日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名义等,违法违规开展网络商业营销活动。”所以,你收藏的很多小表情挂了吧,这是组织在挽救你。</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20/HrIyv8QsaJ3K2VX.gif" alt="tingerzouxian.gif" /></p>
<center>《铤而走险》图源网络,侵删</center>
<h2 id="05-法律责任">05 法律责任</h2>
<p>总算抖得差不多了。网络行业组织和网信部门监管规定,相对比较简单,不再废话。终于到了我们最期待的,法律责任部分。</p>
<p>违反前述规定者,根据责任承担主体及责任轻重为大家梳理如下:</p>
<blockquote>
<p>网民&平台</p>
</blockquote>
<p>警示整改、限制功能、暂停更新、关闭账号,以及留底报告。本条为兜底性规范,针对网民发布违法信息和不当信息两类,平台都需要做这一系列常规操作先;</p>
<p>限制从事网络信息服务、网上行为限制、行业禁入等(滚粗惩罚,永世不得上网);</p>
<p>常规责任:“违反本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p>
<blockquote>
<p>平台</p>
</blockquote>
<p>约谈,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责令暂停信息更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承担行政责任;</p>
<p>须特别注意,违反《新规》第十一条第(二)款,被单列出来。即,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精选、热搜等作为重点环节,应当“坚持主流价值导向,优化信息推荐机制,加强版面页面生态管理”,推送正能量信息。</p>
<p>正文结束。</p>
<p>我写到这累死了。</p>
<p>上网有风险!</p>
<p>先学习,再上网!!</p>
<p>赶紧反思一下,你发布、转发的都是哪类信息?</p>
<p>《新规》自2020年3月1日起施行,点击<a href="http://www.cac.gov.cn/2019-12/20/c_1578375159431916.htm">查看《新规》全文</a>。</p>
财新网:湖北电影厂员工一家四口接连去世 柳帆常凯实为姐弟(更新)
2020-02-18T00:00:00+00:00
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archive/2020/02/18/cai-xin
<p>原文来自「财新网」:<del><a href="https://archive.li/syczr#selection-453.0-478.0">湖北电影厂员工一家四口接连去世 柳帆常凯实为姐弟(更新)</a></del></p>
<h2 id="原创-顾家男">原创 顾家男</h2>
<p>【财新网】(记者 萧辉 包志明)正与疫情艰难抗战的武汉,又添一起一家多人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的悲剧。湖北省电影制片厂2月14日发出讣告,其“像音像”对外联络部主任常凯因患新冠肺炎医治疗无效,于当日凌晨4时51分在武汉市黄陂人民医院逝世,享年55岁。而据财新记者核实,他的姐姐即是2月14日傍晚离世的武昌医院梨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注射室护士柳帆。姐弟二人分随母姓和父姓。</p>
<p>财新记者从常凯大学同学处获悉,常凯和他的父亲、母亲、姐姐在半个多月里也陆续患新冠肺炎离世,其同样感染新冠肺炎的妻子目前正在重症监护室(ICU)抢救中。</p>
<p>据常凯的同学介绍,常凯夫妻和父母住在盘龙城小区,1月24日除夕夜,常凯在家中掌勺和父母一起吃团年饭。1月25日,常凯父亲出现新冠肺炎感染症状,发烧咳嗽,呼吸困难,送至多家医院,均被告知没有床位接收。常凯无奈只能将父亲接回家,由他和姐姐一起照顾。但三天后,常凯父亲即很快离世。2月2日,常凯的母亲亦因新冠肺炎去世。2月14日凌晨,常凯因新冠肺炎去世,紧接着当天下午,常凯姐姐,也就是武昌医院护士柳帆,也因新冠肺炎去世。目前,常凯的妻子正在重症监护室抢救,柳帆的丈夫作为密接者也在隔离中。17天,一家四口居家传染新冠病毒,相继离世,朋友为此难过唏嘘不已。</p>
<p>2月15日,武昌医院官方微博曾发布消息,该院梨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注射室护士柳帆,于2月14日下午18时30分在全力抢救后无效病逝,享年59岁。官微称,柳帆年资较长,没有安排去发热门诊导医台、预检分诊台等一线工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严格按照防护要求做好医护人员个人防护。多名武汉协和医院医生向财新记者透露,常凯的父亲是武汉协和医院放射科的退休员工。</p>
<p>常凯的大学同学证实,常凯在去世前写了一段遗言,讲述求医之艰难:“大年初一,老爷子发烧咳嗽,呼吸困难,送至多家医院就治,均告无床位接收,多方求助,也还是一床难求。失望之及,回家自救,床前尽孝,寥寥数日,回天乏术,老父含恨撒手人寰,多重打击之下,慈母身心疲惫,免疫力尽失,亦遭烈性感染,随老父而去。床前服侍双亲数日,无情冠状病毒也吞噬了爱妻和我的躯体。辗转诸家医院哀求哭拜,怎奈位卑言轻,床位难觅,直至病入膏肓,错失医治良机,奄奄气息之中,广告亲朋好友及远在英伦吾儿:我一生为子尽孝,为父尽责,为夫爱妻,为人尽诚!永别了!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p>
<p>常凯出生于1964年,1989年进入武汉大学新闻系摄影专业学习。他的同学称,大学时期的常凯一头飘逸的长发,很有才气,为人随和,享有才子美誉,毕业后进入湖北省电影制片厂。湖北省电影制片厂的讣告称,常凯自参加工作以来,一贯爱岗敬业,积极肯干,工作作风踏实,在历任岗位上作出了重要贡献,曾多次被评为湖北电影制片厂标兵、先进工作者。他对人和善,乐于助人,深受职工的尊敬和好评。</p>
<p>“常凯是那么善良随和的一个人,一家四口就突然离开了,我们大学同学很难接受。希望这样的惨剧能让人知道,并被追问,这到底是谁的过错。”常凯的大学同学说。</p>
<p>自1月23日交通封城以来,因为医院床位严重短缺,武汉大量病人无法确诊、住院。早期对疑似病例疏于管理的驼鸟政策,造成了多重问题。其一,患者得不到及时诊断,无法及早治疗阻断病程,导致快速发展成重症、危重症,极大提高了致死率;其二,大部分疑似病人无法入院隔离,只能在家等待床位,家庭性传染和社区性传染等聚集性传播持续,形成规模更为可怕的新增病例;其三,疑似病人发展到重症、危重症后,会出现呼吸衰竭等无法自抑的症状,必须到医院进行医学处置,不得不来回于居住地和多家医院排队挂号、输液以及等待核酸试剂盒检测和入院,导致更多交叉感染。财新记者在前线获悉的患者无法就医,从轻症拖延成了重症再到危重症,高烧不退、呼吸衰竭进而病死家中,甚至一家多人患病几至灭门的惨剧都不是一例两例。</p>
<p>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医学界认为新冠病毒对各年龄段人的易感性并无多大差别,在家隔离和病情拖延得不到有效医学干预,也是导致家庭聚集性传染和轻症患者发展成重症的主要原因,但根据财新记者对多名一线重症治疗专家的采访,新冠肺炎轻症发展成重症的平均比率在15%-20%,而有些家庭的重症率和死亡率明显偏高。一位上海援鄂医疗队的专家对财新记者表示,这或许跟新冠病毒与某些特定基因或者体内菌群“更为亲和”有关,他建议加强病理学检验,帮助科研人员加快新冠肺炎患者病理改变和疾病机制等相关研究。</p>
活下去,不要忘记,说出来
2020-02-17T00:00:00+00:00
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archive/2020/02/17/Detention
<p>原文来自「读书看电影」:<del><a href="http://206.189.252.32:8088/">活下去,不要忘记,说出来</a></del></p>
<h2 id="原创-顾家男">原创 顾家男</h2>
<p>最近看了《82年生的金智英》和《返校》,发现《金智英》不是个恐怖片却让人产生了恐怖效果。《返校》是个鬼片,但属于那种看的时候挺害怕(各种声光电造型气氛),但看了之后不会做噩梦的鬼片。</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8/TVC7aBEniLGsHZ2.jpg" alt="" /></p>
<p>按照时间顺序,撇开鬼片儿因素,《返校》的故事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台湾白色恐怖时期,一个学校的老师张明辉和殷翠涵组织了一个地下读书会,带同学读一些左派书籍(鲁迅翻译的一些苏联文学,泰戈尔,萧伯纳等),其中的同学魏仲廷暗恋同校学姐方芮欣。方并不是读书会的人,方父是国民党官员,1949年前后舶迁台湾后父母关系不好,后来母亲举报了父亲受贿,父亲被抓,在方的低落时期,张明辉老师主动接触她关心她,二人渐生情愫,殷翠涵觉得方的身份敏感,不能加入读书会,如果继续交往下去,会影响到读书会,让张明辉和方芮欣分开,方芮欣因爱生妒,碰巧又因为魏仲廷知道了读书会的事,出于对殷老师的妒忌,她利用魏仲廷拿到了读书会的书,并把书交给训导主任–同时也是父亲的同僚–白国峰(成了白向上爬的工具),白一举捣毁了读书会,每个老师同学都遭遇酷刑,张明辉殷翠涵被枪决,张明辉老师临行刑前嘱方芮欣把魏仲廷救出来,以期保留真相给世人,方把魏仲廷救出学校后因为内疚在校内悬梁自尽。许多年后,台湾解严,白色恐怖时期结束,已经人到中年的魏仲廷返回荒废已久即将兴建为楼盘的翠华中学,取出张明辉老师藏下的一本书,说出真相。</p>
<p>这也许只是台湾白色恐怖时期一个寻常的故事,但在今时今日,却显得格外有意义,电影也因此熠熠生辉,口碑和票房都非常好,也正是在这个特别的时期,它超越了通常恐怖片而更加有警醒意义–尤其是对香港人。</p>
<p>人世间最恐怖的不是鬼怪妖魔僵尸病毒,而是人,以及在邪恶制度下被激发出来的恐怖的人性。片中唯一的一个鬼怪,在方芮欣和魏仲廷梦里一再出现的僵尸,象征意义再明显不过:这具高大的骷髅,浑身血肉模糊,没有面目只有一面镜子在脸上映照出每个它要抓的人,它带着国民党军帽,提着灯笼到处抓学生,抓到后就扼死,它只会重复说一句话:举报匪谍,人人有责。</p>
<p>后来僵尸的死也非常有象征意义,它抓到方芮欣后,白国峰大声对方芮欣说,记着这些事只会让你难过,忘了它吧,就当没发生过。方芮欣大声说:我知道记得这些事很痛苦,让我夜夜做噩梦,但我决定不忘记。当她说出这三个字时无脸僵尸映出的她的脸碎裂了,僵尸倒地而死—沾满冤魂血肉的僵尸,利用人的贪生怕死的弱点,自己并无灵魂。任何的J权就是这个妖怪,它最害怕的就是人们有记忆,人们不再放下一切向前看而是牢记历史警醒自己不要忘记它也就没有任何力量了。</p>
<p>大礼堂里审判读书会成员时,下面一排排脸上套着麻袋的学生,电影院里千人一面的麻袋套头,这些画面虽然恐怖,但只是种象征—在白色恐怖时期,信息钳制时期,每个人都是被蒙蔽的。因此虽然观影时效果惊人,过后想起却并不会在心理造成恐吓。电影拍摄手法非常成熟优秀,除了这些明显的象征,还有方芮欣从魏仲廷手里拿过书的一刻,也是在阴间,她划破他的喉咙,从喉咙里汩汩的血流中取出了一本书。梦境和现实无缝衔接。</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8/rIutlF3cG9Mn5Ny.jpg" alt="" /></p>
<p>电影的温暖在于它借张老师之口说出了那些让人落泪的话:很遗憾,我们活不到自酉的那一天了,你们要好好活下去,自酉一定会来到的。以及他对方芮欣说的话:害死我们的不是你(是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你只是被人利用了,你要活下去,活下去就有希望。</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8/l6abYqimWo3GpM5.jpg" alt="" /></p>
<p>经历过228,白色恐怖的台湾人,有资格说今天的自酉民铸是前辈的鲜血换来的。国民党败走台湾后的一系列政策,其实和毛的残酷相去不远,先是在二二八事件中将本土菁英屠杀殆尽,接着又自己斗自己,开始长达三十多年的白色恐怖。</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8/E6xRPkNb2GHvigj.jpg" alt="" /></p>
<p>以白色恐怖为背景的电影我看过不少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墙之魇》都拍的非常好,这些电影对当时情形的还原让我们在九十分钟里感受一个军管政全的恐怖,以及自酉的来之不易,这是普世价值,张老师殷老师这种冒着生命危险组织读书会的老师,有一些的确是被CCP收买或者渗透的特务,但大部分只是出于对知识的尊重,对压制言论,妨碍阅读自酉的反抗,就被当作匪谍屠杀了。</p>
<p>非常巧合的是,训导主任在审问老师同学后,最后也是严厉的一句:你能明白吗?</p>
武大法学院秦前红教授的封城日记
2020-02-17T00:00:00+00:00
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archive/2020/02/17/qin-qian-hong
<p>原文来自「法学学术前沿」:<del><a href="http://206.189.252.32:8088/">武大法学院秦前红教授的封城日记</a></del></p>
<h2 id="秦前红教授-文">秦前红教授 文</h2>
<p>秦前红,男,1964年10月生,湖北仙桃人。现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法学评论》主编,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学术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宪法与法治国家研究中心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行政检察研究基地·武汉大学行政检察研究中心主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兼任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港澳基本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法学期刊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地方立法研究会会长。</p>
<p>来源:本文内容来自秦前红教授朋友圈,根据推送尺度的把握略有删减。感谢秦老师授权推送!</p>
<p>法学学术前沿特此转发,与秦老师一起思考疫情背后的法理与人间,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做贡献!</p>
<h3 id="日记一-2020年02月02日">日记一 2020年02月02日</h3>
<p>一个千万级人口的大都市,在事先没有路演的情况下,采取断然的封城防疫措施,其利弊得失如何?那些举措需要及时调整,到了需要复盘检视的时候了!在Ai时代还仅靠拍脑袋决策,无异于猜单双赌大小!</p>
<p>紧急状态(或非常状态)较之平常状态的不同在于:紧急状态组织架构是对平常状态组织架构的扬弃甚至另起炉灶。因紧急状态下的目标聚焦、任务相对单一,故紧急状态下的指挥号令中心必须是权威集中的,不允许令出多门。平常状态下的其他部门可以嵌入其中,但不得另行成为决策指挥中心,否则会使得下级执行部门无所适从、不胜其扰 ,且极易形成相互割据、相互内耗的困局。目前在各地各级出现的混乱局面,概因不明紧急状态体系运作之机理使然!</p>
<p>病患人数之多己超越了体制的承受和应对能力,体制只是亦步亦趋地被动应付。民间自组织力量长期被压制,封城举措造成政府基本垄断防控渠道,市场配置资源的空间被整体性压缩。多年以来的政治压倒专业主义的操作,造成防控疫情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强路径依赖,故指望疾控疾防的严峻状况短期明显缓解未免太过乐观!</p>
<h3 id="日记二-2020年02月05日">日记二 2020年02月05日</h3>
<p>武汉今天持续天晴,这可能有助于缓解疫区民众心中的沉郁和焦虑。预期中的疫情拐点并末到来,武汉连续几天日增确诊人数几乎抵销了新增医疗床位数。这场战役太过惨烈,武汉差不多拼到了弹尽粮绝、精疲力竭的地步,硝烟继续笼罩,但胜利的曙光在哪?身处武汉,也未必比武汉之外的人更多地知道疫情,口耳相传式的消息渠道己被锁死,自媒体上的信息是碎片化的,而官媒除了发布枯燥的数字外,剩下的就是斗志昂扬、信心坚定、无限忠诚了。人有一双好奇的眠睛,但不能看到鼻梁之上的东西,身在庐山却难知庐山真面目。理性思考者一直陷入“如果当初…那么现在如何”的纠问之中,但决策的黑箱很难给予我们明白复盘的机会。西哲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吾族却能神奇地重蹈sars的覆辙…</p>
<p>举国防疫体制或许确有力度,但百密一疏,其实不能完全解决防疫密度问题。抗疫是一场非对称的超限战,任何一个环节的疏漏,就会酿成无可挽回之错。故若无民众的真正理解与配合,体制纵有十八般武艺,最后也会觉得是四面楚歌、十面埋伏,是以透明、谦卑、真诚地对待民众,相信民众,才能换得民众全心投入。昨天网传一位从武汉回去的晋江男人,谎称自己从菲律宾归来,堂而皇之地连续参加三场百家宴,并自恃酒力之强,与数以百计的人猜拳行令,结果沫飞液灭之际,众多无辜者纷纷中枪,成为名符其实的“毒王”。以其一人之邪恶,干成当年鬼子进村也末成就之“功业”。疫情晦暗不明,其防控之难,注定了没有那个组织能包打天下。</p>
<h3 id="日记三-2020年02月08日">日记三 2020年02月08日</h3>
<p>(小编删掉了)</p>
<h3 id="日记四-2020年02月09日">日记四 2020年02月09日</h3>
<p>武汉封城进入第十七天,疫情继续保持严峻态势。全湖北确诊人数己逾27000,武汉市则逼近15000。己有企业开始倒闭,指望边打工边养家糊口的人,不知如何支撑危局。有一首歌叫“明天一定会更好”,但天知道,这个明天什么时候到来?没有一个专家敢明确果断地说出疫情结束时间,即便做出预测,也不忘说个“但是”…</p>
<p>我不懂统计学、运筹学、城市管理学等之类的东西,否则我一定要研究封城与疾病增加到底是什么相关关系?任何地方一旦有疫情发生,则必启动封城举措。其投入的人力物力之巨,付出的代价之沉重,甚至造成巨大人权危机,从经验的观察其收效难敷期待,但如果成效不显著,干吗要屡用此招?</p>
<p>高层三番四次表态要依法防控,但匪夷所思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级政府宣布紧急状态或戒严或划分疫区,便直接上马各种最严厉的举措。</p>
<p>不断有学界同仁晒研究清单,从大法到各个部门法,不一而足,但好像不曾有人提出研究“解封的有关法律问题”。封城难,解封尤难,解封后更难。不谈一大堆民商事违约问题,或者征收征用赔补偿问题,信访或者群体性事件迭出,当是可以预料的大概率事件。何时解封,如何解封,诺娜出走后怎么办?兹事体大,不可不慎之研之!</p>
<p>武汉为防堵疫情,摸清底数,欲开展人人检测体温活动。腾讯开发了一款实时播报疫情软件,可用地图方式精准呈现某城、某区、某社区的疫情真况,发挥预警作用。这款软件在别的城市皆可使用,偏偏在武汉沦为废物。一方面让人民配合支持,一方面对人民封锁遮蔽,如此叶公好龙甚至防民堵民的做派,何以羸得民众的信任?</p>
<p>忽发奇想,吾朝吾国己有天网工程,数以亿计的摄像头让人无所遁形。网络监控水平更是现象级的,可以远在千里之外监测他人网络内容甚至行为轨迹。为什么不可以把如此先进之技术用来增进人民福祉呢?比如每个摄像头里配一个体温测试仪,此事如成,那诸如人人查体温之事岂不毕其功于一役了…</p>
<h3 id="日记五-2020年02月10日">日记五 2020年02月10日</h3>
<p>封城进入第十八天,天又阴了。这阴晴不定的天似乎象征着疫情还是晦暗不明。湖北今天新增确诊人数2618例,全省己逼近3万关口。倒是湖北之外新增确诊人数再次下降,有专家据此认定疫情拐点己到来,应该视为利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湖北潜江新增仅3例,在湖北各市县中新增排名倒数第一。该市在1月17日即冒着被上峰指责的风险率先采取隔离措施,谋划在前,才有今日之局。有趣的是,该市书记之前履职武汉黄陂区委书记。这不禁让人联想,他若仍在武汉黄陂,会不会是英雄长叹,时不利兮骓不逝!“能吏”也必须有可发挥作用的空间,贤人政治找贤人不能靠赌概率!</p>
<p>新闻报道中国红十字会官员亲自督阵湖北红会工作。红会信用受损,成绩惨淡,却又似乎重振无计,徒呼奈何。本次肺炎疫情发生后,社会捐赠热情下降,台港再不复汶川地震时之捐赠盛况。在我了解所及,倒是武大校友会、北大校友会、湖北商会等花开另枝 ,表现亮眼。身份政治理论有降维之说,意即人本有丰富多元的身份表征,但在特定的灾难时刻,人往往要取最能带来安全认同的身份抱团。慈善的初心是无我、利他、博爱,中国的慈善之路越走越逼仄,竟然只能靠校友会、老乡商会等延续存在感,其中况味,耐人咀嚼!</p>
<p>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拟出台一个防控疫情的决定。作为疫情防控的主战场,待到北京、上海、杭州甚至河北纷纷出台才姗姗来迟,令人无语。综观这些决定或草案,政治取位的因素过重,而于法律层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其中尤为重要者,乃是弄不清紧急事态下的决定与平常事态的决定到底有何区别,从而导致授权对象不明、责任归属不明、临时指挥机构与正常国家机关的关系不明…</p>
<p>紧急状态法治理论将成为未来几年内学术热点,中国的战役学术、扎堆学术现象将再度呈现。</p>
<h3 id="日记六-2020年02月11日">日记六 2020年02月11日</h3>
<p>封城进入第19天,全国新冠肺炎总确证人数42365,湖北则突破三万,新增2097人,延续日增2千以上的态势。</p>
<p>头发长得自己不能接受,想去理发怕无觅处却也不能去觅,希望不会封到“白发三千尺 ”。关久了,不仅是生活样态的改变,而且慢慢地身体机能也在发生改变。睡觉开始不能整全,忽睡忽醒。半夜醒来不好熬时,便去刷微信圈,经常看到许多也在刷的夜猫子。“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拿它来寻找无眠者”……</p>
<p>近日来不断有人判断疫情已向着利好方向发展,其主要理据之一是除湖北外确诊人数连续环比下降。人们关于病毒的传染性和毒性有了更多的认知,在可预期的情况下心情似乎没有以前那样的焦虑不安,连方舱医院里也传出患者集体舞之蹈之的视频。武汉市防控指挥部门决心改变过去防控总是被动失焦且完全不在节奏的状况,动员数以万计的公职人员协助摸排情况。市里的干部要下到区里,区里的要下到街道,期望以此种下沉靠前的方式突击性地解决“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问题。防控指挥部决定“自即日起在全市范围内所有住宅小区实行封闭管理”。全国最好肺科、感染科、重症科的医生齐集武汉。决战的态势已经摆开,不知这种总体战能否将病毒一击而溃……</p>
<p>昨天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决定:免去湖北卫健委现任书记、主任的职务,由新来的省委常委、副省长兼任,此举似乎有2003年抗SARS时吴仪副总理兼卫生部长的意味。朝野大概都希望借此一扫沉珂,焕然一新。坊间将那两人的免职解读为问责追责,大概不算过度解读。尽管政府组成人员的免职有过错免职、无过错免职的情形。湖北疫情酿成如此之惨局,民间早已怨声载道,拿下几个可以让大众释放一下郁闷之情。</p>
<p>观诸于武汉市防控指挥部的12号通告,其间使用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表达字样,而反观该指挥部6号通告以前的内容,则与法律二字毫不沾边。我曾用公开呼吁、私下沟通、专门报告等方式要求防控部门的文告必须指明行为的法律、法规依据,不能恣意妄为。不管是否是我的建议起了作用,如此改进也给人稍许安慰。尽管公共卫生防控领域早已不缺法律法规指引,但规范的粗疏导致现实的运作一地鸡毛。仅以各地指挥部文告名称而论,有的用“通告”,有的用“通知”,有的用“责任令”,有的用“命令”,五花八门,不一而足。</p>
<h3 id="日记七-2020年02月12日">日记七 2020年02月12日</h3>
<p>封城进入第20天,天多云。全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44742例,湖北33366例,新增确诊人数1638例。首次日增跌破至2千以下。</p>
<p>官方公布数字增幅在下降,但个体感受却是防控限度越来越严。在外地的,几乎无法返程,在本地的连进出小区都难。本想去办公室拿些书籍、资料写点东西,结果被告知不得进入。</p>
<p>近日不断有校友、学生联系我希望为我家乡捐赠款物或者给我本人寄送生活物资,我只能感谢他(她)们的好意,并一一谢绝。当今之下,做好事也难,捐钱吧,担心进了红会、政府的钱袋子;捐物吧,各种许可申请、接收单位证明、运输证明,会把人折腾的没有心气。有学生春节前寄给我的快递,到现在也没有拿到,善意蹒跚在路上或者已经不知所踪……</p>
<p>昨天武汉官方发布消息称对所有居民摸排检测率达到百分之98.6,结果迎来网上一边倒的狂吐槽。网名纷纷表示被1.4%了。官方说辞与市民观感差距如此之大,是官方确实做了事,不被理解,知我罪我,其在春秋?还是口惠而实不至,统计数字变为一种糊弄人的游戏?</p>
<p>昨天武汉三名官员因工作渎职、失职被中央指导小组约谈 ,被约谈者表示深感内疚、深受教育。我在想,如果哪一天,有老百姓批评他们之后,他们也如此表态该有多好。客观来说,他们只是不幸运的“倒霉蛋”而已。武汉的官员早已疲惫不堪、穷于应付。尤其是居委会、社区人员,所有的防控措施都要他们来具体实现,而他们可能最后津贴、物质补助都没有,只有压力,没有动力,这活摊到谁头上谁都不那么乐意。</p>
<p>昨天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出台了一个关于防控疫情的决定,也遭到批评。身处防控主战场,动作如此之慢,而且决定内容除了空洞的倡导外毫无新意,想让人不批评也难。也还是昨天,湖北省委作出免除湖北省卫健委书记、主任的决定,结果其文字表述的不当和程序瑕疵,也招致诟病。总体观之,湖北武汉的官员也许是压力过大,表现出来总是不在状态,时不时露出破绽。</p>
<p>说是要发动总体战、歼灭站。可是这样的战役实在不好打,因为敌人不仅仅在明处、在前方,而可能还在你身边左右。一场不能准确定位敌人的战争,会不会让人晕头转向。但愿天佑中华!!!</p>
<h3 id="日记八-2020年02月13日">日记八 2020年02月13日</h3>
<p>封城进入第21天,天阴。今天的疫情播报,湖北爆炸性地新增确诊人数14840人,新增死亡人数242人。</p>
<p>难怪昨天某位专家做了一项需要脑筋急转弯的预测:“既是疫情下降的拐点,又可能是上升的拐点”,憋不住的存量释放后,起码明天应是真正下降的拐点。</p>
<p>确诊人数报增的结果表明:过去的统计口径是错误的,过去的检测方法不周全的,过去曾经采取的“社区隔离、居家隔离”措施也有欠妥之处。申而言之,挨家挨户单一测体温的举措也是不完全靠谱的。准确的判断是实验室检测(核酸检测)加仪器检测(CT)加表象观察综合而得出来的结果。过去某些专家拼命鼓吹某种检测方法,如果不是认知的局限,那只能推定其心存偏私。</p>
<p>那些过去不被纳入确诊行列的人,该是经历了多么悲催的期望、煎熬和绝望,他们得不到救治的机会,当然意味着所有的苦难都会自己承受,不管是耗尽钱物还是家破人亡……</p>
<p>武汉不仅需要外地的医护人员支持,需要外地的物质设备支持,甚至还得需要外地的殡仪馆人员来支持。武汉的空气中夹杂了太多的死亡气息,其中该有多少委屈的灵魂……</p>
<p>不良的本地媒体人还在鼓吹:“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不良的媒体还在希望为“万家宴”和“歌舞晚会”寻找自辩的说辞,还在为本地某些领导人的颟顸、无能擦鞋漂白。不能再让卑鄙成为卑鄙者的通行证,不能让平庸者继续操控苍生的命运,到了该清算的时候了!!!</p>
<h3 id="日记九-2020年02月15日">日记九 2020年02月15日</h3>
<p>封城进入第二十三天,天雨,气温骤降。新冠肺炎全国确诊人数66576人,湖北54406人,新增2420人。不知存量是否释放完毕。</p>
<p>昨晚狂风大作,惊雷阵阵,树枝在风中拼命挣扎摇曳,好像恐怖的魅影,令人心悸。听说湖北很多地方都下起了大的冰雹,似乎是老天情绪失控,发了一次大脾气。</p>
<p>武汉防疫指挥部再度半夜发通告,提升防控措施的强度。我昨天也是首次接到了疫情摸排电话。武汉疫情形势依然紧绷,何时开始缓解,依然难以准确预测。</p>
<p>昨天江西省宣布全省解禁,要求企业全面复工,成为全国第一个解封的省。经济发展是刚需,经济如果撑不住就会推倒多米诺骨牌,引发一系列社会危机。我只是好奇,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江西孤岛般的解封,如何解决物流、用工、原料采购、市场销售等一系列难题。返顾武汉,这座被军运会差不多掏空了的城市,又遭遇如此百年不遇的疫情,灾后如何渡尽劫波,恢复正常,将是一个天大的难题。</p>
<p>与疫情共时态发生的奇谲现象,那是朝野都在强调法在防控中的作用。依法防控成为与科学防控并列提倡的原则。各地人大常委会密集出台防疫的决定,当然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依然淡定。在疫情尚是扑朔迷离、诸事纷扰之时,昨天的国家深改委会议竟然提出了“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尽快出台生物安全法”。生物安全法涉及科学伦理、科学自治、政府职守、公民道德、社会监督等系列制度安排,关涉政治与科学的分际、法律与职业道德的边界,是一个高难度的立法议题。学界诸多同仁坚持不懈地究问“书面训诫”的性质,到底谁该承担疫情信息预警和发布的职责?野生动物是否应该被彻底禁食?中国是否可以建立“吹哨人”制度?为什么没有宣布紧急状态或者戒严状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p>
<p>有闲有空有心的法律人大可无妨陷入如此法之迷思,只是切不可把皮相当做实质。“战事”一起,法律沉默!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行政决策、行政动员、行政执行。紧急事态其实已经让法律走开。何况民主不彰,法治焉附?</p>
<p>出版社的编辑昨晚告诉我,我的监察法著作成功入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计划,此可谓是春寒料峭之际迎来一丝暖色。大国P民,都应有一片生活的天空!</p>
<h3 id="日记十-2020年02月16日">日记十 2020年02月16日</h3>
<p>封城进入第二十四天。雪后初晴。全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68584人,湖北确诊56249人,新增1843人,武汉新增确诊人数1548人。四天以来,湖北、武汉新增确诊人数再次跌破2千,不知这个数字是否真正意味着疫情拐点的到来?</p>
<p>这两天每天都接到区里和街道打来的摸排电话,手机里不断收到防疫指挥部发来的疫情防控信息。政府将它掌握的公民个人住房、电话、车辆等一切信息用在疫情防控之中。这些高度关涉公民隐私的信息不知灾后如何处理?如果不小心大规模泄露而带来公民权利的受损,政府考量过补有何救预案?</p>
<p>昨天著名机械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段正澄教授因感染新冠肺炎不幸去世。短短数日,华科大已有三位著名专家(另外两位是国内一流的医学专家)离去,可谓损失惨重。曾有一种说法指武汉病死率之所以相对较高,是因为大量患者没有得到很好的医疗救治,以及医护人员水平不高使然,但上述三位的境遇至少可以部分颠覆上述认知。武汉协和、同济医院乃是湖北最好的医院,也是国内屈指可数的一流医院,这两所医院都是华科大的附属医院。故以上述三位的重要地位不可能得不到全力抢救机会。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关于新冠肺炎,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什么特效药和特效治疗手段。关于病毒之传播机理也没有完全弄清。</p>
<p>病魔无情,制造了很多人间悲剧。网传湖北电影制片厂的常凯夫妻 、及父母一家四口都因新冠肺炎去世,仅其儿子留在英伦而免灭门之灾。常凯在奄奄一息中,寄语亲朋好友及远在英国的儿子:我一生为子尽孝,为父尽责,为夫爱妻,为人尽诚!永别了!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如斯之悲哀、惨烈 ,何堪言表!类似惨剧,还有多少?</p>
<p>已有专家指称,病毒早在2019年11月就开始传播,从第一个感染病例的信息来看,华南海鲜市场或许并不是疫情的源头。在最初的4位发病的病人里,有3位都跟海鲜市场没有关系。而在早期的41例患者中,确定有14例没有接触过海鲜市场。由此产生的合逻辑的推论是,病毒另有源头。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疫情持续已逾2个月之久,至今尚没有确定病毒的源头(或者确定了不便公布),那个不进入统计数字的零号患者(第一位)也还没有找到。国内外的病毒专家或者民科爱好者或者真相追踪者持续性地把矛头指向武汉疾控中心实验室或者病毒研究所。昨晚多个媒体更是直接聚焦一个叫“黄燕玲”的所谓病毒所研究人员,推定她是那位零号感染者。遗憾的是上述机构迄今为止未作正式的回应。他们似乎寄望以沉默的方式来避过舆论的风头,或者本身就有难言之禁及难言之隐。真相安在?真相何日得显?</p>
<p>疫情发展到2月中旬,一个现实的政治难题便是今年的全国两会是否如期举行?中国的代议政治的实质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表意政治,如太祖所言“大政方针在政治局”,执政党才是政治重心所在,因此两会的正常召开不过意味着海内升平、国泰民安而已。合理的方案是延迟召开,但由此而引致利弊得失,颇费踌躇。如若正常召开,是否几千名委员代表都要戴上口罩?湖北代表团是否应整体缺席?一个代表团的整体缺席,给人大的议事规则和议事功能带来哪些冲击?如若部分出席,那么如何择选?一旦那些身处疫情防控前线的官员代表或委员离场,带来疫情反复又当如何处理?</p>
<p>中国亟需建立一种灾害防控的正义伦理。数以亿计的正常人群因为疫情而失去自由、隐私或财产权利受限。对于政府的各种严厉防控举措民众选择了听从和配合。当然政府所为大多已有法律授权,但即便是没有法律授权者,民众也选择了合作。是公民委托还是利益衡量抑或是父爱主义?制度以及举措的背后需要一种妥恰的正义逻辑。</p>
<p>文章已于修改</p>
央视新闻造假集锦(第935期)
2020-02-16T18:00:00+00:00
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archive/2020/02/16/cctv
<p>原文来自「晨讯生活」:<del><a href="http://206.189.252.32:8088/">央视新闻造假集锦(第935期)</a></del></p>
<hr />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syi4dr52lz1LGH8.jpg" alt="" /></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9YC6dxXKmtjf2U1.jpg" alt="" /></p>
<p>在央视新闻联播表示武汉医院条件好不想出院的演员,和在中国新闻网里跟男友隔窗凝望的浙江女护士,竟然是同一个人,网友戏称“双胞胎”。</p>
<p><strong>网友:她能提名奥斯卡影后吗?</strong></p>
<p>针对央视的造假,网友时常翻出有关朱鎔基2011年4月到访清华大学时的一则帖子,并发表评论。</p>
<p>朱鎔基在清华大学做讲坛时,谈到自己退休后每天吃完饭都会看七点钟的央视新闻联播,这时台下学生顿时响起掌声,同学们都在议论说,朱总退休了还那么关心国家大事,掌声还没落,朱总又补了一句:“我看他们到底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同学们被震住了。停顿十几秒后,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AD6qXaBSZNLYQmR.jpg" alt="" /></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mZ96hOVL13NGzTA.jpg" alt="" /></p>
<p>2013年3月28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中,一名女子出现在镜头中,字幕显示她是北京市民,名叫姚春芳。</p>
<p>但3分钟后,该女又出现一次,变身为长春市某商场职工,姓名也变为王维。</p>
<p>结果,这样的“分身术”被网民们逮了个正着,也被讽刺为“失散多年的双胞胎终于重逢了”。</p>
<p>央视随后便通过微博,发表致歉声明:向王维女士以及广大观众表示诚挚的歉意!并感谢网友的提醒,欢迎大家继续关注!</p>
<p>知名博主于建嵘发微博说:“没事,我们早就习惯了,您一道歉,我反而糊涂了。”</p>
<p>网民扒出央视最近的造假镜头,做了个组图:</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GSoKdc8tsplv2OT.jpg" alt="" /></p>
<figcaption>云南盈江地震</figcaption>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rguFPISitdCmx9v.jpg" alt="" /></p>
<figcaption>日本地震海啸</figcaption>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Flhe8a29JHkcRYm.jpg" alt="" /></p>
<figcaption>我们现在在横滨市</figcaption>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Q6gUw5RX4YOhxGy.jpg" alt="" /></p>
<figcaption>我们正在仙台市</figcaption>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bqfShwsc2d9G7OR.jpg" alt="" /></p>
<figcaption>日本观众</figcaption>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1UYVRTD3WopdPl5.jpg" alt="" /></p>
<figcaption>韩国观众</figcaption>
<p>网友戏称:<strong>央视喜欢找双胞胎,他们也得到了优厚的回报。</strong></p>
<p>早在十年前,央视一年广告收入就上了100亿。</p>
<p>现在都有了200亿。</p>
<p>而且,央视记者、央视主持人,个个名利双收。</p>
<p>人家积福行善,这是人家该得的。</p>
<p>正因为央视带了一个好头,各地媒体纷纷仿效。</p>
<p>有好事,不能让央视一个人干了,我们也要争着干抢着干。</p>
<p>于是各地记者们都纷纷找双胞胎,这不,很快就找到了。</p>
<p>这对双胞胎,一个在福建三明,一个在安徽六安。</p>
<p>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在派出所门口丢口罩。</p>
<p>口罩丢在地上,民警急急忙忙追过去,可是,训练有素的民警硬是追不上这对双胞胎,只好停住脚步,敬礼致敬。</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hBksvM97p2tbJfe.jpg" alt="" /></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VNvYDTBwjhCcSJF.jpg" alt="" /></p>
<p>我看了后,内牛满面,深受感动,也想学学他们,在派出所门口丢一箱口罩。</p>
<p>我家孩子说:“爹呀,您千万别去。”</p>
<p>我说:“爹这是做好事。”</p>
<p>我家孩子说:“爹呀,我可不想失去你。”</p>
<p>我说:“你这娃咋说话呢?”</p>
<p>我家孩子说:“你要是在派出所门口丢个箱子,转身就跑,民警会怀疑你图谋不轨,会开枪的。”</p>
<p>我恍然大悟。</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WTrOlPupYbdwDfI.jpg" alt="" /></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WsxJDHz4yMO3Cke.jpg" alt="" /></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MhJWsm8w5vel3PQ.jpg" alt="" /></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zI9Z5AWi68KOBC4.jpg" alt="" /></p>
<p>媒体记者不但找到了双胞胎,还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四胞胎:分别在山东日照、浙江桐乡、安徽亳州、四川德阳,也让记者给找到了。</p>
<p>他们都有一个爱好,喜欢在派出所门口丢钱。</p>
<p>而且,丢了钱后,转身就跑。</p>
<p>这次,他们都没跑掉。</p>
<p>当民警追上他们询问的时候,他们都说:“祖国万岁,请转交祖国。”</p>
<p>不出意外,记者们以后还能够找到八胞胎、十六胞胎、三十二胞胎……
综合网络</p>
<p>(投稿:gyhgygh@163.com)</p>
王延轶邮件曝光:严禁披露武汉不明原因肺炎信息
2020-02-16T16:00:00+00:00
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archive/2020/02/16/mail
<p>原文来自「谷雨财经」:<del><a href="https://github.com/Terminus2049/Terminus2049.github.io/issues/537">王延轶邮件曝光:严禁披露武汉不明原因肺炎信息</a></del></p>
<hr />
<p>疫情还在继续,舆论依然在猜测。大家梳理各个时间节点,寻找各级部门当初的举措,大家都想知道,这次疫情失控,谁应该为此担责?</p>
<p>矛头指向了武汉当地政府。武汉前市委书记称,传染病必须依法披露。他没有上级授权,无权披露。</p>
<p>公众又把矛头指向了疫控中心。说疾控中心官员高福等人,掌握“人传人”疫情信息后,不公布疫情实际情况,反倒是在医学期刊上抢发论文。疾控中心官员高福称,他在论文里的信息,都是在1月20号之后得到,论文的数据都是回顾性信息。</p>
<p>公众又把怒火喷向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并且在网络上扒出来病毒研究所主任王延轶和她丈夫的八卦往事。</p>
<p>今日,网络上突然出现王延轶给病毒所全员发布邮件的截图。</p>
<p>从截图上看,这封邮件发送日期为2020年1月2日上午10点28分。</p>
<p>这篇题为【重要提醒】关于严谨披露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相关信息的通知,不足200字。</p>
<p>这封信主要提出了3点:1.不明原因肺炎已经引发了社会恐慌。2.我们相关工作正在开展。3.卫健委要求,不允许向外界,包括媒体,自媒体,社交媒体,合作的技术公司,公布这次肺炎情况。</p>
<p>如果这封信属实,那说明,卫健委在1月2日之前就对这次肺炎疫情做出指示,要求不得向外界公布,以免引发恐慌。公众的疑惑,也初步得到了答案。</p>
<p>如果这个截图是造假,那这真是给王延轶挖了一个大坑。</p>
<p>孰真孰假,期待王延轶的辟谣或者证实。</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iLstkeWP6IaAmoB.jpg" alt="" /></p>
非典幸存医护者现状:不是说不会忘了我们吗?
2020-02-16T00:00:00+00:00
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archive/2020/02/16/sars
<p>原文来自「一条」:<del><a href="http://206.189.252.32:8088/">非典幸存医护者现状:不是说不会忘了我们吗?</a></del></p>
<hr />
<p>每天一条独家原创视频</p>
<p>《SARS背影——非典后遗症人群纪实》,</p>
<p>是2006年至2009年间,</p>
<p>摄影师张立洁拍摄的系列照片。</p>
<p>她去了废弃的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p>
<p>走访了数十个非典后遗症患者,</p>
<p>试图用影像,记录下这群逐渐被忘却的人。</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4XYjM6tlUKBLSGy.jpg" alt="" /></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KWgD1NIZCVqOjs7.jpg" alt="" /></p>
<figcaption>非典后遗症患者</figcaption>
<p>其中,很多是“因公感染”的医护人员,</p>
<p>因为非典后遗症,</p>
<p>他们失去了工作的能力,长期接受治疗,</p>
<p>有些人失去了爱情或婚姻,</p>
<p>最严重的家庭,9口人全部感染非典,</p>
<p>14天内去世了4个……</p>
<p>这些“非典幸存者们“,</p>
<p>转瞬沦为残疾、偏见、失业、贫穷的受害者。</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7hiTQSnlGeX3cky.jpg" alt="" /></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TomtReCI59iLZSg.jpg" alt="" /></p>
<figcaption>非典后遗症患者</figcaption>
<p>张立洁说:</p>
<p>“当未知病毒侵袭人类的时候,</p>
<p>我们采取了不讲条件的‘全民动员’的方式</p>
<p>将风险分摊于社会成员。</p>
<p>当危机过后,那些曾经恪尽职守,</p>
<p>在最危急的关头做出牺牲的人们,</p>
<p>有没有得到精神上的抚慰?</p>
<p>那些被无辜感染的普通人,</p>
<p>有没有得到全社会的理解和实实在在的物质帮助?</p>
<p>非典过后,我们做得并不好,</p>
<p>但这一次,我希望能够有所改变。”</p>
<p>自述 张立洁 编辑 倪楚娇</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sym6PT52SivgJlk.jpg" alt="" />
<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QNXBtjqc3spW1vm.jpg" alt="" /></p>
<figcaption>张立洁</figcaption>
<p>我是张立洁,之前长期就职于《中国残疾人》杂志社。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快大学毕业,那年我们都躲在宿舍里,没有答辩。</p>
<p>非典结束没多久,《南方周末》11月的头版刊登了一张照片,是一群在高压舱里做康复治疗的医护人员,他们都有非典后遗症。</p>
<p>这是我第一次听说“非典后遗症”,觉得神神秘秘的。</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aNtXrlV5qAudOsU.jpg" alt="" /></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FsjwnAMvpxZ2IbR.jpg" alt="" /></p>
<figcaption>小汤山疗养院内</figcaption>
<h3 id="初访小汤山疗养院">初访小汤山疗养院</h3>
<p>2006年末,我偶然跟着残奥冠军平亚丽去了一次小汤山。</p>
<p>那时的北京小汤山疗养院里,住着正在进行康复治疗的非典后遗症患者,他们都是“因公感染”的医护人员。但当时,都已经停止了原有岗位的工作,“全职”治疗。绝大部分人都有严重的骨坏死症状,以及一些其他的后遗症,如肺纤维化、高血压等。</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qO9GjH7ytkpYgri.jpg" alt="" /></p>
<figcaption>小汤山疗养院内</figcaption>
<p>他们对台上平亚丽说的“身残志坚”的故事没什么兴趣,彼此之间也不说话,整个状态闷闷的。反而是报告结束以后,他们就抓住卫生局的工作人员,或者残联的人赶紧问:“我去哪能够买残摩?”“我这个报销的问题怎么解决?”</p>
<p>我没想到,他们在意的是这么实际的东西。于是,我悄悄留下了坐在我附近的几个人的手机号码。《SARS背影——非典后遗症人群纪实》这组照片,就是这么开始的。</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Ok8BI9oPbplEUAW.jpg" alt="" /></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eCfsYjATQpDnI63.jpg" alt="" /></p>
<figcaption>小汤山疗养院内</figcaption>
<h3 id="歧视与偏见">歧视与偏见</h3>
<p>我第一个联络的对象是一个女护士长,她曾经在某大医院的妇产科工作,因为接触非典病人的医疗物品而被感染。</p>
<p>对于采访,她患得患失的心态极具代表性,既希望有人关注,又怕关注多了,医院不满意,给她停药。后来,她打来电话说儿子找到女朋友了,希望不要再公开她的照片,为了儿子她不想再提了。</p>
<p>这些非典时期冲在第一线的英雄人物,从骨干变为毫无用处的包袱,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变,他们没有得到掌声和赞美,反而不得不活在歧视和无力改变的经济困境之中。</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ENYDi3tsJ1cCLxb.jpg" alt="" /></p>
<figcaption>伤疤</figcaption>
<p>非典刚来的时候,医护人员都不知道这种类型感冒的严重性,只戴着薄薄的一层纸口罩而已。</p>
<p>1981年出生的护士廖颖就是受害者之一,感染时她正在北大医院急诊当班,是最年轻的非典后遗症患者之一。</p>
<p>她偶尔会到小汤山疗养院接受治疗。泡温泉是缓解骨坏死病痛最好的方法之一,同时还能在浮力的帮助下锻炼肌肉,防止萎缩。</p>
<p>那天我去得早,廖颖和病友武震刚泡完温泉要换衣服,我说你们先别换,我马上过去。我就赶快从她们病房跑到后面的温泉房。</p>
<p>我知道她们身上有伤疤,以前也看过,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拍。她们的病症在骨头上,都是肉眼看不见的,但惟独腿上的两道伤疤是一种明证。</p>
<p>她们两个都做了试验性的骨头填充手术。武震的术后效果很不好,不但填进去的骨头塌了,而且还感染了。</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AHtwnTSOjFDQdNy.jpg" alt="" /></p>
<figcaption>武震</figcaption>
<p>武震原来是北京花乡医院内科护士。非典期间,她刚好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实习,接诊病人的时候感染了SARS。</p>
<p>她因为是实习,不能算是正式员工,所以在工伤认定、报销上都发生了一些纠结。</p>
<p>她当时有男朋友,后来因为这个腿的问题,她男朋友的妈妈就说:“先看看吧,看看以后能不能走路再说吧。”</p>
<p>很现实的问题,能不能走路,直接决定了人家能不能跟你继续相处。</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eAr9a3kc8bySNg1.jpg" alt="" /></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blehZqPN3xVTEYW.jpg" alt="" /></p>
<figcaption>针对股骨头坏死的治疗</figcaption>
<h3 id="股骨头坏死不死的癌症">股骨头坏死:不死的癌症</h3>
<p>小汤山疗养院里的日子和养老院差不多,会伴随一些治疗,有高压氧仓、按摩、针灸、游泳、spa、温泉等设施。</p>
<p>要治疗多久?效果如何?未来怎么样?当时谁也不知道。</p>
<p>在医学界,股骨头坏死被称为“不死的癌症”。</p>
<p>“人的股骨头就像个圆球,当它发生缺血性坏死后,圆球就不圆了,再也不能转动自如。股骨头坏掉40%后,圆球就不能用了,它会产生塌陷,这一塌就坏了。”北京宣武医院骨科主任沈惠良在接受《新京报》采访的时候这样解释。</p>
<p>我的受访者们这样形容:“你活多久,你就要受多久的痛苦。治这儿了那儿坏了,治那儿这儿坏了,没完没了。”“发作的时候,就跟骨头里长刺一样,连床都不敢沾。”</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KEReJGxP9YUqOgo.jpg" alt="" /></p>
<figcaption>岳春河</figcaption>
<h3 id="自我救赎">自我救赎</h3>
<p>面对这么大的落差,每个人的接受程度都不同。</p>
<p>岳春河是同仁医院的外科大夫。外科大夫啊,往往是最优秀的一批人。我前后两次见他,简直判若两人。之前他是有很多埋怨、牢骚的,说话也很直,很不客气。</p>
<p>但是当我后来约他拍照片时,他不但变瘦了,人也精神了,更主要的是他的想法完全变了。</p>
<p>他好像挺爱看书的,后来他就在家做饭、接送孩子。我感觉他好像从哲学精神层面帮自己解脱了,他变得感恩了,他甚至感谢这个病,让他停下了匆忙的脚步。</p>
<p>我特别喜欢他在日记里写的一段话:</p>
<p>“苍天在人们前行的路上,用单向透明玻璃将幸福的人与苦难的人分隔开……痛苦的人虽步履艰难,但他们不仅能品尝人生的痛苦,也能看到快乐是什么样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幸的人生更加丰富。”</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ST24g3x7F8pUfGi.jpg" alt="" />
<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poIND6n8T3Wy7qR.jpg" alt="" /></p>
<figcaption>非典后遗症患者</figcaption>
<h3 id="不是说不会忘了我们吗">“不是说不会忘了我们吗?”</h3>
<p>这些“因公感染”的医务人员,其实还不是最惨的。他们有工伤的判定,生活上是有一定保障的。但社会上的一些非典后遗症者就不同了。</p>
<p>当年有些人只是去医院拿个药,就感染了非典。没有人能为他们这无辜感染,给个什么说法,所以他们觉得特别冤。即便是换了关节,也不能负重、不能爬楼,勉强可以生活自理,他们感觉完全就被落下了。</p>
<p>我拍照的时候,有一个受访者对我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不是说,不会忘了我们吗?可是我们疼得下不了床的时候,大家人呢?”</p>
<p>时间在慢慢冲淡人们对SARS的恐怖记忆,非典五周年之际正值5.12地震、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之际,人们无暇顾及。</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LbhyQgBf7JWEuSi.jpg" alt="" /></p>
<figcaption>吴如欣</figcaption>
<p>2003年5月,吴如欣被诊断出急性骨坏死和肺纤维化。由于家庭财产纠纷,她和80岁的老母亲被赶出家门,每个月2000元的收入,看病都不够,只能借债度日。</p>
<p>她在照片里抱着一条狗,用狗的体温热敷,起到类似狗皮膏药的作用,来缓解疼痛,又节约药费。</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i78fqI3jtbzUQgu.jpg" alt="" /></p>
<figcaption>许瑞琴</figcaption>
<p>许瑞琴的情况很复杂,她原来是医院急诊科管理护工的一个临时工,非典一来她也顶上去了,结果感染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她的劳动合同就终止了。</p>
<p>当时采访的时候,她的治疗、夫妻关系、金钱的压力……一切都让她焦头烂额。一边是治疗不好的病情,一边是不可能打赢的官司。我要是她,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GOFV8192BELXTq6.jpg" alt="" /></p>
<figcaption>张金萍</figcaption>
<p>1958年出生的张金萍,在治疗其他疾病的过程中感染了SARS病毒。非典痊愈后的第二天,她就出现了后遗症,她先是眼睛干涩,视力退化,随后呼吸急促,心脑血管也出现问题。</p>
<p>她整天整天地靠在床角,没有表情,也不说话。因为疾病,她不能工作。女儿也因为脑瘤手术导致偏瘫,一家人全靠丈夫养活。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她会说,她不想等到眼睛失明之后,连自杀的门都找不着了。</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ThdP8E1RyZWANOr.jpg" alt="" /></p>
<figcaption>刘秀芬</figcaption>
<p>生命的无常,在拍这组照片的时候感觉特别强烈。很多家庭都是全家人交叉感染,“完了,家里这事儿大了”都是这种感觉。家里一下摆了3、4个人的遗像。</p>
<p>刘秀芬家中共有9人患非典,她和丈夫都因照顾家人感染非典,丈夫死了,她活了下来。</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nPADJI8LWfXczKT.jpg" alt="" /></p>
<figcaption>张伟</figcaption>
<p>这是张伟和他年近八十的老母亲,2003年母亲刚从非典的鬼门关闯了过来,就卧病在床。张伟自己也有多处骨坏死,但他全天候照顾着母亲,喂饭、导尿、擦身……</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A1toIQTB5yZzVGD.jpg" alt="" /></p>
<figcaption>杨志霞</figcaption>
<h3 id="他去了趟厕所就再也没起来">“他去了趟厕所,就再也没起来”</h3>
<p>最近我在看武汉疫情的报道,有一个治愈的病人在描述患病时的场景,她说“喘不过气”来,我一下就想到,当年一个叫杨志霞的大姐的描述。</p>
<p>她和他弟弟在胸科医院抢救,住在两个相邻的房间。夜里,她都能听见她弟弟在那儿,特别费劲喘气的声音。</p>
<p>在病房里,谁也不敢睡,困了病友间就聊一句,聊到天亮,就觉得又活过了一天。她讲述当中的那种恐惧,那种黑暗,那种无助,我永远记得。</p>
<p>她说她弟弟是1米8多的大个儿,就特别强壮的那种,最后是去了趟卫生间,就再也没有起来。而她老公去世的时候,她都不知道,还是听到楼道里有人喊:“杨志霞,给你爱人火化了。”她才知道的。</p>
<p>杨志霞共有9名亲人感染非典,其中4人死亡。她当时就给我数:“4月21日、4月26日、5月1日、5月3日。”14天,死了4个。</p>
<p>她后来也是股骨头坏死,每个月只有900元收入,还有一个正在念书的儿子,承担不起治疗的费用,最后咬牙把儿子供出来了。</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8zZ2nF1SJja57oE.jpg" alt="" /></p>
<figcaption>非典后遗症患者</figcaption>
<p>很多人会打着“难受”、“残忍”的幌子而拒绝正视他们的存在。难道看不见就不存在了吗?</p>
<p>跟他们相处,最开始会被怀疑,他们对记者没抱多大希望。但我一个外人,一直在问、不断地在拍,时间长了,他们就会觉得你是在努力做些什么的。一个外人的同情和认可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支持。</p>
<p>最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跟人聊一遍,然后人家痛哭流涕的,其实相当于揭了一遍伤疤。但是后来我也在反复思考,可能摄影更多的是一个中间的环节。</p>
<p>白岩松的节目,就是央视的《新闻1+1》,就是因为看到了我的照片,专门做了一期关于他们的报道,对于他们这个群体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转折点。</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E9ba7q3RsYwL8lB.jpg" alt="" /></p>
<figcaption>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figcaption>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2rQpOKakAyC3MZY.jpg" alt="" /></p>
<figcaption>张立洁在现场</figcaption>
<h3 id="一切都不曾过去">一切都不曾过去</h3>
<p>2009年5月,我去了一趟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这座医院当时是在7天内搭建而成的,被称为“小汤山奇迹”。当时周围已经矗立起别墅楼盘…… 仿佛一切已经过去。</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dNXpSvjZ4D6Oh8P.jpg" alt="" /></p>
<p>荒草丛生。病房里面很黑,没有任何光线。</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f1tRmOPkTzZhVBx.jpg" alt="" /></p>
<p>你能看到一些当时治疗扔下来的瓶子、罐子。</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KbVOD38BeSkW7fp.jpg" alt="" /></p>
<p>有一间病房,病床、床垫、被子、枕头还都在。经过几个春夏秋冬以后,野草已经从门外面像手一样伸进来了。</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hKECX9zB3MRI15d.jpg" alt="" /></p>
<p>护士站那儿,有很多散落的档案。其中有一张X光片,上面特别清晰地写着2003年5月13号。你能看到一些纤维化的白色痕迹和片子上面尘土起的霉渍,形成了一个双重的效果。</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o4t78jrZmOuDyeb.jpg" alt="" /></p>
<p>我往外走的时候,有一个碎玻璃把我的腿拉了个口子,流了很多血。当时还有点恐怖,担心这里边要有脏东西进去怎么办?</p>
<p>这让我意识到其实我还是挺恐惧这件事的。非典是怎么爆发的?又是怎么结束的?其实我们到现在依然不那么清楚。</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7uLqQ3tVYSZv2mp.jpg" alt="" /></p>
<p>2010年,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被拆除了。但是谁也无法保证非典还会不会再来,正如2009年,甲型H1N1流感在全球的大流行,也正如这次席卷全国的武汉新型冠状病毒。</p>
<p>当未知病毒侵袭人类的时候,我们采取了不讲条件的“全民动员”的方式将风险分摊于社会成员。当危机过后,那些曾经恪尽职守,在最危急的关头做出牺牲的人们,有没有得到精神上的抚慰?那些被无辜感染的普通人有没有得到全社会的理解和实实在在的物质帮助?</p>
<p>非典过后,我们做得并不好,但这一次,我希望能够有所改变。</p>
秦晖:捐赠者权利问题——不同背景下的诉求
2020-02-16T00:00:00+00:00
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archive/2020/02/16/qin-hui
<p>原文来自「秦川雁塔」:<del><a href="https://github.com/Terminus2049/Terminus2049.github.io/issues/535">秦晖:捐赠者权利问题——不同背景下的诉求</a></del></p>
<hr />
<p>【按:这是笔者给斯坦福大学慈善和民间社会中心联合主任和社会伦理中心主任罗布·莱奇教授的著作《公平的捐赠:为什么慈善事业正在辜负民主以及如何做得更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8年)一书写的学术书评中的一节。全文其他部分发表于《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近期关于武汉肺炎救助的公益问题引发热议,特发此段以供讨论】</p>
<p>莱奇提到的一大问题,就是捐赠者对其基金使用的意愿应该得到何种程度的尊重?这种尊重应该延续多久?无疑,除了捐赠者无特殊意愿的情况(如直接捐赠给国库或教会,由其任意使用),如果捐赠者有意愿,那是应该尽量尊重的。否则那就不叫捐赠,而应该叫赋税了。但如果捐赠者意愿过于刚性,不但公益的性质确实会受影响,日久还会带来“信托失败”的风险。</p>
<p>这个问题其实自有慈善信托之日起就存在。假如一个慈善者直接与受助者打交道,比如有人在家门口直接给人布施,那不是一种社会行为,这种慈善也做不大。假如他对一个基金会进行捐赠,委托其实现自己的救助意愿,那就构成了一种信托关系,这是慈善能成为社会事业的基础。</p>
<p>
一般认为西方慈善有两个源头:在希腊罗马的古典philanthropy形态中,捐助者主权通常相当具体,信托者的主动空间极小。而中世纪主要由教会为主体的charity传统中,行善的主动权完全操于教会之手,捐赠者只是通过教会向上帝赎罪,对其捐赠的用途通常是没法过问的。这两种缺陷都影响了公益信托的发展。</p>
<p>近代首先在英国普通法传统中兴起的“近似原则(cy-pres,源于古法语“尽可能接近”)”被认为解决了此问题。其原则是:当委托人的最初目标变得不可能、不可行或无意义时,近似原则允许慈善信托用于“尽可能接近”委托人初衷之目的,以防止信托失败。</p>
<p>这一原则在美国尤其促进了民间慈善公益事业成长到世界领先水平。如莱奇所言,那时美国尚未实行捐赠者税收优惠的激励政策,旺盛的慈善意愿主要就是由捐赠者的个人“理想”推动的。而对他们意愿的尊重又因“近似原则”变得十分灵活,尤其在捐赠者离世、不可能改动意愿的情况下,根据公益的目的灵活定义其意愿就更为重要。典型的如:南北战争前著名废奴主义者弗朗西斯·杰克逊遗赠基金用于“在美国废除黑奴制”。杰克逊去世四年后奴隶制已废除,杰克逊家属认为原委托目的消失,要求解除信托。但法院判决:按照接近于杰克逊的初衷,基金可以用于“促进自由民的教育,支持和帮助废奴后的前奴隶”。</p>
<p>显然,正如基于纳税人权利的“无代表不纳税”奠定了近代公共财政不同于传统“皇粮国税”的基础一样,基于捐赠人权利的“近似原则”也是近代慈善不同于中世纪“赎罪”式宗教慈善(charity)的基本区别。但是在民煮确立之后,随着“群己权界”在民煮制下的调整,近百年来cy-pres原理在慈善公益信托中的运用确实有越来越灵活、越来越受社会意愿影响的趋势。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现代社会生活变化快,“当委托人的最初目标变得不可能、不可行或无意义时”的机率明显增加,但另一方面也因为实行捐赠者享有税收减免优惠政策后,国家需要为捐赠支付一定成本,捐赠者权利过于绝对就显得不合理了。</p>
<p>莱奇为此提出了“对基金会设置存续时间限制”的政策建议。他质疑“我们是否需要让基金会的资助永久持续下去的捐赠?我们是否需要永久遵奉创始人的意愿?”根据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主张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实践,他认为将基金会的寿命上限定为100年已足够。不清楚他主张此后这些基金应该如何处理:是直接收归国库?还是设立一个与捐赠者初衷无关的民间机构来掌管、使用这笔钱?如果是后者,这种机构应该如何设立?向谁负责?</p>
<p>但应该肯定,他的主张无论细节如何,总体上是符合当代民煮国家慈善事业中“近似原则”的运用越来越灵活、越来越不拘泥于捐赠者初衷的潮流的。</p>
<p>坚持普世价值,防止淮橘为枳</p>
<p>然而在非民煮条件下,人们介绍这类主张要非常小心,不要引起“淮橘为枳”的结果。在某些地方,不但“为朝廷纳粮当差”只是臣民的义务而无纳税人权利可言,就连捐献也是奉旨必为,没有捐赠者权利一说,更没有慈善信托的概念。</p>
<p>在中国古语中,“捐”与“税”本非一事,前者古如今义,本为人们自愿的奉献。后者才是法定的“正供钱粮”;或者说前者应当是慈善的权利,后者才是臣民必尽的义务。但是在“秦制”下皇权漫无限制,民权全无保障。朝廷一旦钱不够花,往往就在税外再向百姓“派捐”,并镇压百姓的“抗捐”。“捐”就这样失去慈善的本义而成了横征暴敛的“税”种,中国因此也就有了“苛捐杂税”这一百姓痛恨的大弊。百姓连捐不捐的意愿都没有,更何谈过问捐税的用途。</p>
<p>换言之,作为近代民煮起点的“纳税人权利”、“无代表不纳税”,在莱奇那里两百年前已经实现,人们根本不会把它当成问题。当他谈论“慈善事业应该如何支持民煮”时,想到的自然也不会是如何建立捐赠者权利,恰恰相反,他考虑的是应该如何约束捐赠者权利的过度行使,特别在捐赠者是富人的情况下,他主张这种权利应当在一定时效后取消。</p>
<p>然而在“淮橘为枳”之地,如果要讨论这个话题,人们首先想到的难道不该是捐赠者权利与纳税人权利间的类同性吗?在那里连“捐”都可以逼征,何况乎“税”?连“捐”都是义务,纳税人又如何可以有什么权利?</p>
<p>在民煮的起点上,捐赠者权利比纳税人权利更有理由、也更应该刚性化。</p>
<p>这首先因为慈善捐献性质就与纳税不同。</p>
<p>即使按中国传统观念,纳税是强制性的,而捐献也应是自愿的(强制派捐因而被贬称“苛捐”)。因此纳税对于公民而言首先是法定的责任,权利在逻辑上只是责任的结果(注意:这绝不意味著无纳税责任的公民就没有权利,公民权是比纳税人权利更宽泛的概念,此不赘论),而慈善则首先就是一种权利,而并非法定责任,不能与良心上的“义不容辞”混为一谈。</p>
<p>其次,纳税人与征税的政府(严格地说应该是议会)虽然也有代议制意义上的委托-代理关系,但委托出去的是“统治权”,委托后政府作为“公权力”与纳税人就形成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这可能会对纳税人权利构成一定的限制。比如,虽然原则上纳税人有权要求政府报告税款用途,但一些事涉国家机密的用途,再民煮的政府也是可以不报告的。但是捐赠者与经办者之间纯粹只是信托关系,委托出去的也绝非统治权,不能对捐赠者权利构成限制。例如,如果没有特殊约定,经办者是不能以事涉机密为由拒绝捐赠者质疑的。</p>
<p>再次,税款只是国家的法定收入,而捐款是社会道德、良心的体现。拥有一个横征暴敛的政府并不令人羡慕,但拥有一个人人热心公益、个个乐于捐助的社会是令人自豪的。而这反过来就会使同一数量级的善款滥用比税款滥用带来的恶果更严重。后者会造成公共利益的损失和政府公信力的下降,而前者除公共利益损失外,如果经办者具有政府背景同样会损害政府公信力,更严重的是无论经办者是政府背景还是民间背景都会沉重打击社会道德与良知,瓦解人们的公益心和社会的凝聚力。</p>
<p>财富被滥用可以再创造,政府不行也可以另选,但社会道德、公益心和凝聚力的损害更难恢复,而即使好政府面对缺乏凝聚力的社会也是难于治理的。因此,对捐款的使用进行有效监督,比对税款使用的监督应当更严格。当然,监督政府对税款的使用并不仅仅是纳税人(尤其不仅是纳税大户)的权利,但如果连纳税人都没有监督权,别人就更谈不上了。而对捐款使用的监督自然也可以来自社会,但是相比税款监督而言,捐款监督权更应该由捐献者来行使,这是由下一个理由决定的:</p>
<p>这个理由最后也最重要:捐款与税款最根本的区别在于:税款是一种“私对公”的交纳,它形成的是“公共财政”。公共财富原则上属于国民,虽然国民也包括纳税者,但不仅仅是纳税者。公共财富并不属于官员,但至少在民煮制度下,政府官员是从国民那里取得授权代行所有者权利的。他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把这些财富用于有关国民利益的广泛领域,换句话说,政府在税款使用上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但捐款则不同,除了捐献者明确是捐给国库的以外,一般捐款的用途都限于捐献者指定的特殊对象——尽管实际操作中会有成本与管理费的扣除,但这是需要严格限定或约定的。</p>
<p>实质上,捐款属于“私对私”的赠与。即便是捐赠给国库,也是把国家当作准“法人”来赠与,仍然适用于私法规范,而非公法规范。尽管这种救助具有公益性质,而且对公共财政可能有替代作用,例如在总的救灾需求为一定的情况下,大量救灾捐款会减轻国家财政的压力,但这种特殊的“公益财政”仍不同于公共财政——如同个人认养孤儿会减轻国家负担、但不等于该个人家庭就成了国立孤儿院一样。</p>
<p>捐款既非公共财政,经办者也不具有所有者权利。人们向政府“交纳”赋税,但并不向经办者“交纳”善款,经办者即慈善机构只是信托者,即受捐献者的委托转交钱物给受助者的人。尽管在世界慈善史上有所谓cy-pres即“近似原则”的出现,即在完全实现捐献者的意愿不可能、不现实或无意义的情况下可以按“尽可能接近”这一意愿的原则使用善款。但是这一原则赋予经办者的“灵活性”仍然很有限,不能与国家使用税款的自由度相比。因此捐款只能“专款专用”。这就赋予了捐献者比纳税人更大的监督权和质疑权。</p>
<p>而当“公益财政”与公共财政发生关系时,各国都通行“公益优先”的原则。把国家财政转为民间公益财政的事很常见,但把民间公益财政收归国家财政则是非常越轨的行为。当代在提倡民间社会发挥主动性的潮流下,不少国家都出现把政府使用公共财政直接办公益的“福利国家”政策,改变为更多地采用政府向民间公益组织(所谓第三部门)提供财政支持、让后者来办公益的“后福利国家”(即所谓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服务”)的政策。而如果反过来,“政府把民间组织募来的钱拿去自己办事”,哪怕是办好事,也容易引起反感。</p>
<p>事实上,当代许多国家民间公益组织拥有的大量资源来自政府财政支援的比例甚至超过自己募捐所得。号称最“自由放任”的美国,其第三部门掌握的资源中来自国家财政支援的比重也达到70%左右,而具有福利国家传统的欧洲各国这一比例更高。</p>
<p>这些国家以财政支持民间公益组织,但后者的独立性与民间性有法律保护,原则上不会因拿了政府的资助就失去独立性。至于反过来政府不“养”民间公益组织、却可以对之发号施令,甚至把民间公益资源收归国库,更是匪夷所思的事。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如果老百姓捐出3元钱,却可以在获得政府7元资助的情况下通过自己的自主行为办成10元钱的善举,那当然有利于调动民间公益参与的积极性。假如反过来,老百姓捐出10元钱却被扣下7元,剩下3元到底怎么使用了也没个交代,那捐献的热情还能维持吗?</p>
<p>显然,无论从哪方面讲,捐赠者权利都应该比纳税人权利更刚性化。反过来讲,经办者(受托者)的责任也应该更加刚性。滥用税款不行,滥用善款更是罪莫大焉。</p>
<p>而且,落实经办者责任的制度条件也比落实统治者责任的条件更容易达到。官员理论上是靠人民交纳税款供养的“公仆”,但权力不受制约的制度缺陷却使他往往以主子自居,改变这一点有待于政治现代化即政治体制的民煮化改革。</p>
<p>而慈善组织对捐赠者即使在砖-制制-度下通常也并无统治之权,如果他对捐赠者摆架子,谁还会搭理他?所以在传统时代即便政治上是帝制,慈善事业的权责对应还是能做到的。假如现实生活中一些经办者会摆架子,拒绝捐赠者的问责,那主要是由于经办者兼有官员身份,凭借此种身份垄断慈善代理资格,甚至把募捐资格变相地变成了征税权。</p>
<p>避免此弊并不需要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只要社会政策开明些,不对慈善代理资格进行官府垄断、允许在慈善代理方面存在公信力竞争就行。所以,落实纳税人权利的制度条件如果说还需时日,那么尊重捐赠者权利、强化受托者责任在现有制度条件下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捐献者对经办者有监督质疑之权,经办者对捐献者有举证释疑之责。这在汶川地震时的烟台“爱心捐款”风波、尤其是近几年持续发酵的红十字会公信力风波中有很好的体现。</p>
<p>而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离纳税人权利就更遥远了。</p>
秦晖:不能真把「防疫」当作「战争」
2020-02-16T00:00:00+00:00
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archive/2020/02/16/qin-hui-2
<p>原文来自「秦川雁塔」:<del><a href="http://206.189.252.32:8088/">秦晖:不能真把「防疫」当作「战争」</a></del></p>
<hr />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qwgQt4GyhUZJsTV.jpg" alt="" /></p>
<p>最近全民抵抗新冠疫情,媒体乃至网络上都不断传出各种战争用语,诸如“战时状态”、“战时措施”、组织抗疫“敢死队”、打一场对抗病毒的“人民战争”,尤其是“不惜一切代价,打赢防治新冠这一仗”之类的提法,不一而足。</p>
<p>这些说法如果只是为了表达决心、鼓舞士气、团结民众,或无不可。但如果真的用战争状态下的一些做法来对付严重传染病,那是要谨慎考虑的。</p>
<p>无疑,严重传染病疫情与战时状态有相似的一面:情况紧急,需要采取一些平时不宜实行的“紧急状态”做法。但是,人类对抗严重传染病,毕竟在本质上不同于战争状态下的人与人对抗,即便都要实行“紧急状态”措施,这两种紧急状态也不是一回事,混淆二者会造成严重后果。</p>
<p>这本来属于常识,但是鉴于很多情况下常识被遮蔽,所以还是要说一说。</p>
<p>传染病抗疫与战争的第一个不同,就是抗疫并没有打赢打不赢之说,而战争则“胜败乃兵家常事”。</p>
<p>古今中外从黑死病到流感,人类经过很多规模、严重程度不等的瘟疫,损失难以计数,但只要人类挺了过来没有被灭绝,就都可以说是“战胜了”瘟疫。这就如当年海城地震伤亡很少,自然是我们的“胜利”,而唐山大地震那种伤亡惨重的灾难,最终也还是我们夺取了“抗震救灾的伟大胜利”一样。</p>
<p>极而言之,即便并非自然灾变而是人为的“细菌战”、“病毒战”,所谓胜败也只是就一方的人是否屈服于另一方的人而言,并非是就屈服于细菌、病毒而言。细菌病毒在这种场合也只是一种武器,并非战争的一方。</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KQRGc4Ealkvy9gU.jpg" alt="" /></p>
<p>这就如1860年英法联军之役中,清军在洋枪洋炮下伤亡惨重,最终被迫签订了北京条约,你可以说大清败给了英法,却不能说是败给了枪炮一样。几十年后的抗日战争为什么我们却是胜利了呢?就是因为日本人投降了嘛。尽管中国军民在日寇火力下伤亡远比在英法联军之役中更加惨重,但胜败总是对人(英法与日本)而言,不是对人所用的武器(无论冷兵器、热兵器和生物武器)而言的。</p>
<p>而疾病如果并非人为的“生物战”,就没有这种意义上的胜负可言。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把抗疫比喻为“战争”,则人类永远是这种“战争”的胜者——除非未来人类真被某种疾病所灭绝。</p>
<p>然而尽管在历史上所有的抗疫斗争中,人类都是胜者,但人们对某次抗疫的成功与否,还是会有褒贬很不同的评价。这评价的唯一标准,其实就是“代价”,基本就是指人命损失的多少。</p>
<p>所以,“不惜一切代价”去打赢抗疫“战争”是一种无意义的说法,如果这个代价是指人命,甚至可以说是极为荒唐的说法。这就是抗疫与真正的战争的又一大不同。</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KgwkzOZ5LGmPSJ6.jpg" alt="" /></p>
<p>人们从事战争,就是宁可付出一定代价(包括人的牺牲)也要争取得到某种结果。邪恶的战争往往不计人命,甚至发动战争可能就是为了残杀无辜——如希特勒为灭绝犹太人而发动的战争一样。</p>
<p>正义的战争中,保护更多的生命可能是目的之一或最终目的,但也有很多“正义之战”是为生命以外的“伟大目标”——诸如自由、尊严、荣誉、领土、主权等——而打的,所以才会有“不自由,毋宁死”这类豪言壮语。</p>
<p>但是抗疫就不同,尤其是针对恶性传染病的抗疫,除了保护生命之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目的吗?为了所谓“政治安全”不顾一切代价的做法能够用于抗疫吗?</p>
<p>无论多重的疫情总会结束,人类不可能向病毒割地赔款,称臣纳贡,更不会与病毒签投降协议或“不平等条约”,在疾病和自然灾害面前个体的受害者可能成千上万,但人类总是胜者,而作为胜者的人类既不可能向病毒要“自由”,也不能从病毒那里获得赔款与领土。</p>
<p>如果不能尽量多地保护个体生命,人类抗疫抗灾的努力还有什么意义?“不惜一切代价”如果是指人命的“代价”,赢得那种反正不会失败的“胜利”又有什么价值呢?“把代价降到最低”难道不是评价抗疫的唯一标准吗?</p>
<p>当然,抗疫与战争一样,存在着紧急状态下“群己权界”的调整问题,存在着个体与整体的损益关系。对于那些为了整体利益而甘愿自我牺牲的个体英雄,人们都要赞扬和褒奖。但是,对于以整体的名义要求、乃至强制要求自己以外的个体作出牺牲的行为,抗疫却与战争大有区别。</p>
<p>对于战争而言,赞扬英勇牺牲的将士和谴责昏庸自私、腐败无能的统治者,都比较容易做到。例如甲午战争的失败已经是公认的国耻,人们不会以邓世昌等将士的英勇献身为慈禧脸上贴金。</p>
<p>不是说“烈士”越多,老佛爷就越伟大。之所以不会,就是因为慈禧把自己的“政治安全”摆在第一位,导致攻守失宜,战和两输,使邓世昌这样的英勇将士饮恨疆场,“不惜(臣民付出)一切代价”的结果,只换得可耻的马关条约,丧权辱国,留下千古骂名。</p>
<p>这与邓世昌的千古英名反差强烈,但两者毫无矛盾。</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JHnOZdkRfpzKGxX.jpg" alt="" /></p>
<p>但是如果这场战争打胜了呢?就像斯大林最终打赢了希特勒,尽管他刚愎自用,草菅人命,战前联手纳粹瓜分弱邻,滥杀将帅亲痛仇快,战初指挥失当丢盔卸甲,丧师百万失地千里,致使苏联虽然最后惨胜,但军民死亡大大超过了德国,很多“代价”并非难免,由此斯大林也招致大量批评,不过因为最终战胜,他得到的评价与慈禧就大有不同,正如他自诩:“历史是不会谴责胜利者的。”</p>
<p>这类事例史不绝书,我们的古代先贤对此曾有过“一将功成万骨枯”、“为求恩幸立边功”等抨击。不过平心而论,从人类文明角度讲,法西斯必须打败,却不能说必然能被打败,斯大林在这方面还是有功的,他得到与慈禧不同的评价,也确实有合理的一面。
然而由于抗疫与战争有前述的区别,即使蠢如慈禧,让她抗疫也会有胜无负。如果照搬战争胜负的评价,来评价抗疫,慈禧与斯大林甚至与华盛顿还有什么区别?而“饮恨疆场的邓世昌”们越多,慈禧就会越英明伟大?这不但违背人们的常识理性,更违背人类的基本道德。
所以抗疫是不能“不惜一切代价”的。其实严格说来,战争也不能真的不惜一切代价,但抗疫就更是如此。纯从逻辑上讲,如果把疫区都变成奥斯维辛,患者都塞进焚尸炉,抗疫很快就可以“胜利”,但是这样的代价我们能够付吗?我们又能接受这种毫无人性的“胜利”吗?
在抗疫行动中,自愿的舍己利人、利他、利公者当然是应当称赞的。并非自愿,而是强制一部分人为整体利益付出代价,如强制治疗、强制隔离、封城封村、禁足之类措施,如果是抗疫所必需,当然也要做。</p>
<p>但与战争不一样的是:行使例外的权力者,必须接受例外的问责;失去寻常的权利者,应当获得非常之保障。</p>
<p>一般疾病的自愿医疗可以是自费,而对疑似烈性传染病的强制医疗不仅必须落实医疗责任,而且必须是公费(不能仅是确诊后才公费,更不能为省公费而拒不确诊)。</p>
<p>自由人可以自己谋生,而当自由谋生的权利被剥夺时,政府就要承担“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保障责任,而且必须接受与此有关的全方位问责。
处在抗疫一线的“白衣战士”们,他们的献身精神和无畏勇气应当与战争中火线上的战士得到一样的赞扬。但对他们的强制征用,则必须与战时规则判然有别,绝不能轻言所谓的“战场纪律”。</p>
<p>尤其在高传染性疫疾的防治中,让医生护士在缺乏防护的状态下进行一线医护工作,不仅是对医护人员的生命不负责任,而且是对医护对象、对患者和对全社会的不负责任。</p>
<p>道理很简单:战争火线上的战士伤亡固然也应当痛惜,但他们至少不会传染别人。所以在有些国家,战场上用督战队来强迫士兵冲锋是可以设想的。但即使是这样的地方,有点理智的当局也不会强迫没有防护的医生“上阵”去处理高传染性疫疾。</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rH2DE6CIlidkpfR.jpg" alt="" /></p>
<p>因为医护人员如果受感染,威胁到的就不仅是他们自己的生命。</p>
<p>要知道一线医护人员不仅是最易感群体,而且一旦感染也是最强感染源:</p>
<p>其一,他们每日“聚集”工作,无法禁足。</p>
<p>其二,他们大量接触的来院人群中,只有极少数就诊时确患传染病,但绝大多数都有疑似症状、其他疾病和各种不适,属于脆弱易感人群,医护如不能保证自身未感,还让其工作就不知是治人还是害人了。</p>
<p>其三,他们如果感染,传染面必然大概率地集中于同行的医务人员群体,这在疫情严峻、医疗资源尤其是医务人力资源稀缺的时期,无疑是灾难中的灾难,不是抗灾而是造灾。</p>
<p>所以,让医务人员缺乏防护地在一线处理传染病,岂止是用“不负责任”几个字可以轻描淡写的。</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6/VaAz3YMW4tNHSZL.jpg" alt="" /></p>
<p>近来报载香港医生工会要求管理者必须提供足够防护,这种理所当然的事竟然遭到我们这里一些人的嘲笑,这些人还夸耀我们这里要求医护人员冒险上阵的惊人“动员力”!真不知这些人的脑子是怎么想的。</p>
<p>就因为这种做法,导致我们一些地方医务人员感染率高得惊人,乃至远远高出前来就诊者:武汉市第七医院ICU病房三分之二的医护人员都被感染。</p>
<p>医生严重缺乏防护,“明摆着会感染也必须上”,受访者称为“裸奔”行医。武汉中南医院仅1月1日至28日期间收治的138名新冠肺炎病人中,院内感染就有57人,其中40人为医务人员,感染率达29%。而武汉协和医院、武大人民医院和市第一医院医护人员被感染的更分别多达262、194、125人。
应该指出,这种把医疗政治化、在医疗中随意套用战争规则的做法在上个世纪的中国曾一度广泛流行,并造成很大危害。</p>
<p>典型的例子是,曾有人断言,深刺延脑附近的哑门穴可以使聋哑人喊出“毛zx万岁”(其实哑门穴名虽有“哑”字,传统中医指的却是脑症如中风、癫痫等所致的语言障碍,即所谓“舌急不语”、“寒热风哑”,与一般所说的聋哑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而且中医都指出此穴危险,不能深扎),于是便由解放军出面,鼓吹“不怕死”、“闯禁区”,在传统医书和现代解剖学都认为此穴进针应以1寸余为限的情况下,进行2.5寸深扎,还引用战争时代的“语录”,说是“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后来曾多次发生严重乃至致命事故。</p>
<p>当时曾有人体解剖学教师讲课中说到,“针刺哑门穴位时,要注意延脑的关系,若针刺不当,刺到正脑就有生命危险”,报纸上居然就刊出奇文《要抓讲台上和课堂上的阶级斗争》大骂教师散布“活命哲学”, 并发动该大学对教师进行无理批斗。</p>
<p>医学院竟然要批判“活命哲学”,难道治病不是救人活命,而是要把人弄死吗?这就是典型的把医疗当“战争”了。</p>
<p>幸好当时针对的还不是传染病,深扎哑门“不怕死”伤害的还只是当事人,如果鼓吹医生“不怕死”而无防护地处理高传染性疾病,那就更加过分了。</p>
永不消逝的哨音
2020-02-15T00:00:00+00:00
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archive/2020/02/15/ni-shou-ye
<p>原文来自「兽楼处」:<del><a href="http://206.189.252.32:8088">永不消逝的哨音</a></del></p>
<p>原创 你兽爷</p>
<hr />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5/q7f38ZMiWcpPCbl.jpg" alt="" /></p>
<p>1989年10月,美国雷斯顿的灵长类免疫中心收到100只来自菲律宾热带雨林的猴子。</p>
<p>没几天,在这个距离首都只有50公里的美国最大动物实验中心,猴子开始陆续死亡。</p>
<p>美国陆军传染病研究所在死亡猴子的样本上发现了一种丝状病毒,在P4实验室里检测后,他们确认,这是埃博拉病毒。</p>
<p>军队迅速出马。他们封锁了整栋大楼,处死所有猴子后,在楼里洒满了消毒药水。</p>
<p>1992年,美国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顿经过3年的采访,把这个故事发表在《纽约客》上。1994年,他的小说《血疫——埃博拉的故事》出版,销量经久不衰。</p>
<p>美国人后来把这个故事拍成了电视剧。</p>
<p>今年春节期间,中国观众们在各大美剧平台上,把它的播放量顶到了第一名。</p>
<p>埃博拉大概是我们人类已知的最可怕病毒,死亡率超过6成。发现者之一的卡尔·约翰逊说,假如埃博拉能够轻易通过空气传播的话:</p>
<blockquote>
<p>人类会少很多。</p>
</blockquote>
<p>电视剧里,有可怕的埃博拉,也有傲慢的官僚体系,恐慌的民众。女主人公南希为了阻止当局捂盖子,将真相捅给了《华盛顿邮报》。她说:</p>
<blockquote>
<p>我们不能因为害怕承担责任,就无所作为。</p>
</blockquote>
<p>《华盛顿邮报》曾因为踢爆水门事件内幕,直接导致总统尼克松下台。</p>
<p>也是携带埃博拉病毒的猴子抵达美国的那一年,美国通过了一项法案:</p>
<blockquote>
<p>防止公权滥用,鼓励不愿沉默的人们站出来说“不”。</p>
</blockquote>
<p>法案叫《吹哨人保护法案》,说不的人,叫吹哨人。</p>
<h3 id="1">1</h3>
<p>上世纪20年代,黑帮大佬阿尔·卡彭在芝加哥一手遮天,杀人无算。但当地警察却找不到他的犯罪证据。</p>
<p>美国联邦税务局站了出来,他们派了一名会计卧底进入了阿尔·卡彭的帮派,收集到他逃税的证据。</p>
<p>阿尔·卡彭被判11年。1947年,因为梅毒,一代教父病死狱中。据说临死前教父留给手下三句话:</p>
<blockquote>
<p>重机枪比冲锋枪好使;</p>
<p>鼓掌要戴上小油伞;</p>
<p>不要忘了交税。</p>
</blockquote>
<p>交税的事,归联邦税务局管。他们有自己的雇员、部队甚至装甲车,以便上门武装征税。</p>
<p>在阿尔·卡彭死的这一年前后,美国又有了一个机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管起了传染病和小油伞的事情。</p>
<p>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人类有组织地对抗疾病的历程也是。</p>
<p>1976年2月6日,美国新泽西州一处军营里,新兵大卫·刘易斯死于一种呼吸道疾病。</p>
<p>而且,这位毒王,传染了500个战友。</p>
<p>6天之后,CDC成功分离出了H1N1病毒。</p>
<p>从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以来,这种疾病已经一个甲子没有在美国出现过了。CDC站出来表示,美国没有足够的疫苗,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部长更是断言:</p>
<blockquote>
<p>即将到来的猪流感,将会使100万美国人丧命。</p>
</blockquote>
<p>美国人民害怕了。特别是知道疫苗不够之后,他们走上街头抗议,逼得总统卡特站出来宣布紧急状态,并表示一定会给每个美国男人、女人和孩子接种疫苗。</p>
<p>预计中的大流行,一直都没有爆发。相反的是,全年因接种疫苗而导致死亡和副作用的案例,接近4000个:</p>
<blockquote>
<p>疫苗杀死的人比感染流感的人数还多。</p>
</blockquote>
<p>大家都很生气,急需找出谁该负责任。一顿争吵后,国会通过了《国家紧急状态法案》总统再也无权随意宣布紧急状态。</p>
<p>1989年,美国爆发麻疹。3年时间,55000人患病,132人死亡。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克林顿站了出来,推动了《联邦应对预案》的诞生。</p>
<p>疫情一次又一次地,改良着美国的防疫体系。</p>
<p>在《联邦应对预案》里,美国设置了12种突发事件的场景,不仅首次将公共卫生事件作为一种独立突发事件独立开来 ,明确了卫生部门的领导地位,还详细规定了事件发生后的评估、应急响应,各部门之间的职责与协调,详细到令人发指:</p>
<blockquote>
<p>卫生部门提供药品、物资和救援队,接受危重病人,提供医疗支持以及殡葬服务;</p>
<p>CDC负责疾病监控,疾病技术咨询,检测应急人员自身的安全防护;</p>
<p>FDA负责提供食品和确保用药安全,心理健康中心负责心理疏导;</p>
<p>国防部帮助转运病人,退伍军人事务部负责启动床位响应和接收、护理工作;</p>
<p>交通部负责病人的分诊和疏导;海岸警卫队利用直升机提供空中支援;</p>
<p>美国红十字会负责调配血液制品;</p>
</blockquote>
<p>……</p>
<p>有些职责,甚至具体到了部门办公室一级。</p>
<h3 id="2">2</h3>
<p>2010年,《行尸走肉》第一季尾声,当美国观众看到剧中的CDC被炸毁后,在论坛留言:</p>
<blockquote>
<p>完了,CDC没有了,第二季肯定是病毒的世界。</p>
</blockquote>
<p>通过一系列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CDC的权利越来越大,在美国人心里的形象非常伟光正。</p>
<p>现在,它有15000名雇员,派出单位遍布全球61个国家。他们全年无休监控着数百种疾病,甚至包括暴力伤害。</p>
<p>他们还管理着美国的国家战略储备,包括各类药品、解毒剂和防护用品。法律允许他们限制他国公民入境或本国个人和团体的出行,扣押任何认为有必要的外来船舶和飞机,销毁一切可能传播病毒的财产或动物。</p>
<p>2017年之后,CDC甚至拥有了类似警察的执法权,只要他们认为有必要,就可以扣留你3天。</p>
<p>作为防疫的领导力量,2019年,美国CDC的预算达到7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11亿元。与之对比的是,我国2019年全国各级疾控机构支出约为:</p>
<blockquote>
<p>478亿元。</p>
</blockquote>
<p>有人曾统计过,SARS之后,我国疾控中心支出占政府支出比例一直在下降,这也导致从2008年到2016年八年时间里,疾控机构人才流失超过6000人。</p>
<p>2003年,我国一名士官患H5N1流感死亡。一年之后,卫生部领导仍然表示:</p>
<blockquote>
<p>中国目前没有出现人类感染H5N1禽流感的现象。</p>
</blockquote>
<p>一直到2006年,已去世三年的士官才被确诊。</p>
<p>2005年,中美两国都通过了各自的《大流感准备计划》。中国版本有7900个字,美国版本只有4900个字。但美国人的预案背后,还跟着:</p>
<blockquote>
<p>233页的详细实施计划,以及实施计划6个月后和1年后的追踪报告。</p>
</blockquote>
<p>2005年,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流感疫情,美国按照80万人住院、12.9万人重症、20.9万人死亡的标准来做准备。卫生部门花了30亿美元用于采购物资和研发疫苗。</p>
<p>2009年,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流感疫情,政府发放了25%的储备物资,包括1100万份抗病毒药物,3900万套手套和口罩:</p>
<blockquote>
<p>还有5950万个N95口罩。</p>
</blockquote>
<p>那一年,美国三分之一的人口接种了流感疫苗,H1N1接种人数超过6000万。</p>
<p>同年,我国H1N1接种人数为2500万。</p>
<p>根据这一比例计算,美国储备了约覆盖总人口47%的物资,以应对紧急卫生事件。</p>
<p>去年6月,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了个演讲。他讲了很多实话,比如疾控防疫体系已经到了要钱没钱,要人没人的地步。更严重的是:</p>
<blockquote>
<p>我们的专家几乎每次都被排除在决策层外。</p>
</blockquote>
<h3 id="3">3</h3>
<p>《血疫》里的女主角,在吹哨之后,继续担任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病理科负责人。此外,还获得了包括陆军成就奖章在内的多份表彰。</p>
<p>现在,她和丈夫在堪萨斯州立大学兽医学院担任教授,生活幸福。</p>
<p>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被看作是“吹哨人”。 很多人也希望李文亮医生的牺牲,可以带来吹哨人制度。</p>
<p>这个时候,更有必要理清吹哨人的概念。吹哨人,意指为了公共利益,而揭露一个组织内部的非法或不正当行为。一般来说,“吹哨人”概念有三大要件:</p>
<blockquote>
<ol>
<li>
<p>组织内部有人违规违法;</p>
</li>
<li>
<p>自己没有正规渠道传递信息;</p>
</li>
<li>
<p>出发点是为了公共安全。</p>
</li>
</ol>
</blockquote>
<p>按照这三大要件来看,李文良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吹哨人。但这无损于他是一位伟大的信使和医生。</p>
<p>其实更符合“吹哨人”定义的,应该是钟南山的学生、香港大学教授管轶。</p>
<blockquote>
<p>保守估计,此次感染规模最终可能会是SARS的10倍起跳。</p>
</blockquote>
<p>如今,20天过去,管轶当初的论断很多都被验证。</p>
<p>采访发布以后,在微生物领域排名世界第十一、非典中贡献巨大的管轶,当即被舆论的铁拳锤爆了。大家幸灾乐祸地转发他的实验室被查封的旧闻。</p>
<p>掷向他的石块中,有很多也来自于他想保护的普通人。</p>
<p>李医生去世的那天早上,有人在北京的通惠河边积雪里写下“送别李文亮”。最后的感叹号,是作者躺在雪地里完成的。</p>
<p>兽爷到附近看过,往来的人们带了各种纪念品,有极为珍贵的N95口罩,还有李医生爱吃的炸鸡腿。</p>
<p>1991年,高教司颁布了我国医学生誓词。开头的一句话只有八个字:</p>
<blockquote>
<p>健康所系,性命相托。</p>
</blockquote>
<p>李医生做到了,做得很好。</p>
<p>2月14日,领导在讲话中指出:</p>
<blockquote>
<p>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p>
</blockquote>
<p>从历史经验来看,防疫体系确实是一次一次在疫情中暴露问题,得到改善的。</p>
<p>管理大师德鲁克说过一句话:好的管理,有预见,静悄悄,平淡淡。</p>
<blockquote>
<p>不出英雄。</p>
</blockquote>
陈纯 | 新冠疫情下的饭圈与公民社会的回光返照
2020-02-15T00:00:00+00:00
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archive/2020/02/15/chen-chun
<p>原文来自「无逸说」:<del><a href="http://206.189.252.32:8088">陈纯 新冠疫情下的饭圈与公民社会的回光返照</a></del></p>
<hr />
<p>新冠疫情以来,举国模式的优越性受到了严重的质疑。早在十二月下旬,八名身处武汉不同医院的医生就在自己所在的微信群审慎地发出警报,却遭到武汉警方的传唤和“训诫”,且被央视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通报羞辱;病毒分离在新年第一周内就完成了,国家卫健委、湖北及武汉有关部门却迟迟未能作出反应,甚至放任武汉市民大搞“万家宴”,导致疫情失控,不得不仓促封城;封城以后,公共交通停止,湖北官员信誓旦旦说物资充足,然而前线医生却要向社会各界呼吁医疗物资的捐助,大量疑似感染的市民得不到治疗,只能自生自灭。</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5/nlMA9QjKWR5sNb4.jpg" alt="" /></p>
<p>基于此,《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怒不可遏地宣称,现在全世界都在为中国的独#裁付出代价。</p>
<p><strong>与官僚系统的低效无能比起来,这次民间的一些志愿团体有着不俗的表现</strong>:一些海外的留学生,通过网络迅速集结,在短时间内募集捐款、购买物资、联络物流、打通关系,将口罩和防护服等送到一线医院;1月31日,一批由DirectRelief捐赠,由武大和华中科大在北加州的校友会协助通关的应急医疗物资从旧金山飞跃太平洋,直接将20万个医用外科口罩、2.75万双医用手套和4000件防护服送到武汉协和医院;直到2月1日,韩红的基金会往武汉送了七批物资,总共收到1.4亿的善款,由于数额过大,还不得不暂停接受捐款。</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5/agnjVCREGLfybsm.jpg" alt="" /></p>
<p><strong>然而,最让人刮目相看的是各种饭圈后援会。</strong></p>
<p>前面说的志愿团体要么是临时集结起来的,默契度不太高,要么平时活跃度较低,执行能力有限,然而饭圈后援会人数庞大,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平时打榜、控评、反黑,训练有素,纪律性强,到关键时刻,她们显示出惊人的爆发力。</p>
<p>根据微博上的募捐平台“微公益”上不同站子捐款数额的排名,前几的基本都是各种流量明星(个人或者组合)的应援站。而且早在1月21日,钟南山宣布病毒人传人的第二天,朱一龙的公益应援个站就募集到将近18万的善款,购置了30万个口罩、9万片酒精棉片和2000瓶洗手液,22号就送往疫区。</p>
<p>蔡徐坤的官方粉丝团也是第一时间就募集捐款、联系厂家、联系对点医院、找物流、拿相关证明,第一批物资大年初二就抵达武汉的顺丰网点。大部分饭圈后援会都在1月23日开始组织捐款和购买配送物质,反应速度比其他志愿团体要快不少。</p>
<p><strong>不仅如此,这些后援会的捐款账目清楚,一目了然,且工作细致,确保物资直接送到医院手上,不经过其他组织。</strong>有微博上的人还戏称,TFBOYS后援会在声援武汉的过程发展出了“三*权*分*立”的结构,说不定很快要出现饭圈的孟德斯鸠、卢梭和洛克。</p>
<p><strong>以“666联盟”为例,这是一个由来自内地、港台和海外等27家粉丝团体组成的饭圈公益联盟</strong>,函括“鹿晗公益联合应援站”、“为王嘉尔打天下应援博”、“李荣浩吧”等不同平台聚集的粉丝群体。</p>
<p>联盟的大部分成员是所谓的饭圈“决策者”,有应对突发事件的经验。她们集结以后,首先认领各自擅长的领域,因为不同饭圈团体虽然功能具全,但也有自己擅长的部分,这次的应援,文案、作图和海外对接都是由不同的团体负责的。她们开了一个666联盟的微信群,确定各种所需物资的医用标准,然后在群里发动各个团体去找货,任何一边有消息马上在群里通气,有困难可以因地制宜地处理,也可以在线上一起解决。</p>
<p>这种组织方式很好地将统一性和灵活性、默契性和广泛性结合在一起。这些饭圈团体之间平时都有联系,具有某种“熟人社会”的特征,但她们的联合能够最大程度地动员世界各地的粉丝,为寻找各种物资提供了更多可能。她们的文案图片是共享的,消息是互通的,但资金是由各家团体自己募集,如何使用也是在内部自发调节,别的团体不干预;随着声援的展开,其中一些团体收到了武汉以外其他地方的医院发来的求助信息,她们对医院信息进行核准后,决定将既有目标拓展,对这些医院进行定点救助。</p>
<p>正是在这样的声势下,有人产生了这样的想法:<strong>经过这一次疫情,说不定官方会看到政府组织工作的薄弱环节,会允许非政府组织发展起来,作为社会治理的有益补充</strong>。有的人甚至幻想,既然饭圈影响如此巨大,饭圈文化也无处不在,那说不定饭圈可以成为未来公民社会的雏形,只要对这些饭圈团体施加引导,它们也未尝不可能成为以后社会自治的基础。</p>
<p>对于有这些想法的人,我要泼一下冷水:<strong>他们不仅不了解公民社会的理念、中国以往的公民社会运动以及中国政治治理的逻辑,也不一定了解饭圈本身</strong>。与其说这次疫情是中国公民社会东山再起的良机,不如说它是曾经的公民社会运动的回光返照。</p>
<p><strong>公民社会,从定义上来说,是一个政治实体中社会中层组织的总和。</strong>这些中层组织介乎国家与个人、家庭之间,其成员能自由地加入和退出。根据康豪瑟的理论,社会中层组织有四个主要作用。</p>
<p>首先,它们可以承担国家管不了或管不好的,家庭又无法涉及的功能。其次,中层组织可以为组织内部成员的讨论,为中层组织之间以及中层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对话提供平台。再次,它们能够促进认同感和利益的多元化。最后,民众可以通过中层组织的精英来与国家精英打交道。在安德烈亚斯·威默最新出版的《国家建构》中,他还认为志愿性组织可以帮助建立跨族群共同体和地区的联盟,以促进政治整合和国家建构。</p>
<p><strong>在中国语境下,“公民社会”一词有特殊的意涵,它曾代表一代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政治转型的热切期待,也代表着他们如今的失意和茫然失措。</strong></p>
<p>在毛时代,☭将宗族组织、江湖帮派和商会基本铲除,再通过各种渗透到基层的组织将民众纳入管控之中,不再允许任何不受国家控制的社会自组织的存在。</p>
<p>改开时期,市场经济的出现使得民众有了一定不受政治干预的空间(尽管是脆弱的),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希望这个空间能稳步扩大,最终推动中国政治的民主化。“公民社会”,就是这个扩大后的空间的理想形态。</p>
<p>在公民社会的形成中,公民意识的觉醒、社会中层组织的大量出现是必要的条件,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等到公民意识和社会中层组织发展到一定程度,等民间具备相当程度的议价能力,就有可能对执政☭形成压力,在适当的条件下倒逼政治改革。</p>
<p>前“公*盟”的领导人许志永是这一条路线的代表人。从2004年到2009年,许志永与郭玉闪等人合作参与了一系列具有公共影响力的事件,如陈光诚案、结石宝宝案、邓玉娇案等。2012年5月,许志永在《中国人.权.双周刊》上发表《中国新公民运动》,提出:<strong>“新公民运动是一场政治运动,中国必然要完成政治文明转型,建立民主法治健全的自由中国。”</strong>在这个旗帜下,许志永进一步推动了户籍教育平权、官员财产公示和公民同城饭醉等运动。他领导下的“公盟”(2010年3月“公盟”改名为“公民”)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在这些事件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也培养了不少下一代的行动者。</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5/AgiZBp6mtNl7Xju.jpg" alt="" /></p>
<p><strong>正因为此,许志永的入狱,多少昭示着这一条“公民社会”路线的破灭。</strong>2013年7月16日,许志永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在北京被刑事拘留,来年1月26日,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公民”从此消失。接着,郭玉闪的“传知行”、陆军的“益仁平”和李英强的“立人大学”也被强制关闭,这些组织相对更“去政治化”,本来以为可以逃过一劫。2015年,曾经和许志永并肩作战的一批维权律师也锒铛入狱。翌年,《慈善法》和《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相继出台,基本上封杀了权利NGO和公益NGO的独立生存空间,一个时代结束了。</p>
<p><strong>然而“公民社会”的理念并没有随着“公民社会”路线的失败而被放弃。</strong>其后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一部分依然愿意通过“启蒙”和“公共说理”来提高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另一部分开始物色比NGO更有韧性的组织类型并投身其中。他们对推动渐进的政治转型不再抱有期望,他们更多考虑的是,一旦政治秩序崩溃,从哪里可以产生新的秩序来源。</p>
<p>一种不依靠强力来维持的普遍秩序,既需要有能够团结足够数量的人群、能够承担互助功能的民间组织,也需要有能让这些组织之间进行沟通、协调和合作的共享规范。</p>
<p>在托克维尔眼中的美国1830年代,前者是各种基督教会,后者就是“民情”。或许是因为这样,一些自由派皈依了基督教,与其说他们对改变社会心灰意冷,只想求得灵魂得救,不如说他们重新选择了一条曲线救国的道路。</p>
<p>这些心思并没有逃过☭国的眼睛。2018年2月,新的《宗教事务条例》正式实施。同年12月,曾经的70后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秋雨之福教会的王怡牧师在成都被捕。2019年12月底,王牧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非法经营”等罪名,被判有期徒刑九年。这两年来,其他宗教也开始变得敏感,宗教类的活动越来越难以公开进行,宗教类的书籍的出版愈发艰难。☭国的意思是相当明确的:它不能接受有不受它控制的组织的存在,更加不会容许其他具有秩序生产能力的组织的出现。</p>
<p>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疫情宣布以来的治理乱象,那就清晰多了。由于一些医院和医生“越界”向公众求助,也由于一些志愿团体的行动快于当局的反应,起初海内外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声援武汉行动。</p>
<p>然而官方的慈善组织湖北省红十字会、湖北省慈善总会、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武汉市慈善总会、武汉市红十字会开始垄断救助。这些官办组织强制将捐赠物资统一收集,任意分配,并以不合作或敷衍的态度应付物资的管理和发送,以至于作为第一战场的武汉协和医院只收到红会拨付的3000只口罩,而莆田系下的武汉仁爱医院却拿到了18000只口罩;协和的科室人员前往红会仓库申领物资均被拒绝,而鄂AW车辆的司机可以堂而皇之抱走一箱口罩;协和的医护人员裁减外科手术服做口罩,用医用垃圾袋做防护服,而淘宝、微商、闲鱼居然出现了来自捐赠口罩的货源。</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5/Um2ST73blnVDCwo.jpg" alt="" /></p>
<p>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在1月2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过,所有捐赠物资一定要通过红十字会,这是为了“统一归口”,“避免在现在疫情防疫防治的这个过程中由于混乱,被某些人或者一些人来钻空子”。</p>
<p><strong>所谓的“混乱”和“空子”,无非是怕民间组织和民间慈善行动借机壮大。</strong>一些影响力较大的志愿团体,已经被体制的某些部门找上,这是一种收编的尝试,也是一种监视和防范,尽管这些部门不一定明确向他们下达指令,但这些团体不敢将他们在助力物资过程遭遇到的体制性障碍向媒体透露,或在公开场合谈论,以防惹祸上身。</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5/5kn4CWM9e7UhNVy.jpg" alt="" /></p>
<p>这几日,网上开始有了针对韩红基金会的各种抹黑,从账目透明度、公益支出的比例到韩红本人的生活作风问题,大概和她流传甚广的那段对官办慈善机构的讽刺不无关系。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2月7日发布了一个公告,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对绕开红十字会直接向有关单位捐赠的防护用品,凡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我们将依法处理。”已经将秋后算账提上了日程。</p>
<p>在这一片气压之下,各种饭圈团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尽管有人拿她们的高效去奚落红十字会的无能,且她们的行动似乎出于高度的自发性,<strong>但这些团体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社会中间组织”,也不可能成为创造任何意义上的公民社会。</strong></p>
<p>如果我们不至于太健忘,就应该记得在去年夏天,各种饭圈后援会就组织过一次规模浩大的集体出征,并创造出了“阿中*哥哥”这个饭圈的集体偶像。在这次出征中,饭圈目标明确、动员迅速、分工细致、纪律性强的组织特征一样得到了凸显。她们为了翻墙和海外宣传,设立了技术指导、美术组、文案组和翻译组,其他的,屠版、控评、反黑,和平时的“训练”并无不同。</p>
<p>有人认为这种组织特征是中性的,它们既可以被国家主义利用,也可以被用于社会互助的目的,比如这一次的抗疫声援,也有人说两次“集体行动”虽然都来自饭圈,都并不是同一拨人,两拨人之间在价值观上可能差别甚大。</p>
<p>这种说法并不一定符合事实。微信公众号“荒原lab”上有一篇《<a href="https://archive.li/o/KscCT/https://mp.weixin.qq.com/s/720ZpvHDYK9xNAH7gQaAcQ">一场给武汉的粉圈应援</a>》,其中采访了一个饭圈女孩小Z。小Z坦言自己就是去年饭圈出征的一员,并以此感到骄傲。实际上,小Z参加饭圈出征和这次的声援行动,动机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都有“替饭圈女孩正名”的目的,让公众知道她们也关心国家大事;除此之外,出征境外社交媒体和声援武汉,也都能为自己的偶像带来正面效应。</p>
<p>小Z的心态具有很强的代表性。<strong>在参与饭圈的行动中,可能会形成一种“集体心理”</strong>,一方面是对一个偶像的狂热的崇拜,这种崇拜超越了一切理性的目的,可以让她们不计较代价,不仅付出时间和精力,而且必要的时候可以撕掉自己平时的人设(比如一个平素温和的人为了偶像和别人撕逼),另一方面是一种投身某个群体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同时也带来“同伴压力”,会让参与者做出自己在这个集体以外不会做的事。有的饭圈中人会在饭圈行动以外作出反思,但依然会不自觉地参与到这些行动中,原因正在这里。</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5/iOZQR6lV5oDAb1t.jpg" alt="" /></p>
<p><strong>这种偶像崇拜和集体主义可以轻易地上升到“国家”,国家既作为一个偶像,也作为一个最大的集体。</strong>这就是为什么经常说“饭圈”和“小粉红”这两个群体是高度重合和同构的,也是为什么饭圈平时那么去政治化,关键时候却能迅速政治化。</p>
<p>饭圈里面的政治正确并不是欧美的Political Correctness,一些有女权倾向的女性加入饭圈并不能改变饭圈整体的<strong>“父权-国家主义”</strong>倾向。渗透整个中文互联网的“饭圈语言”带着“低幼化”和“拟人化”的特质,这与其说是对“男性气质”的反动,不如说一种语义学的鸦片。</p>
<p>事实上,和她们互动(管理她们)的官方组织对饭圈的文化心理已经了如指掌。武汉的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宣布开工以后,央视频道的“疫情24小时”适时开了“云监工”功能,对施工现象进行直播。在评论开始将各种施工车辆拟人化,取上低幼化的昵称以后,该频道很快出现了“叉酱”、“呕泥酱”等图标,粉丝可以帮自己喜欢的“偶像”车辆助力。人民日报的官微也在自己的页面上推出了“挖掘机天团”。</p>
<p><strong>这并不是当局对饭圈文化的妥协,相反,这实实在在地说明当局在密切监视着饭圈年轻一代的一举一动。</strong>和公民社会的中层组织相比,饭圈团体是不具独立性的。一方面,国家掌握着她们崇拜的idol在中国的职业发展命脉,官方媒体点名批评某个艺人,足以让这个艺人的职业生涯严重倒退甚至画上句号。</p>
<p>这也是为什么参与声援武汉的饭圈女孩,在采访时要拼命强调自己的偶像是正能量的,自己做这些事就是为了传播偶像的正能量。另一方面,她们也经常需要诉诸公权力和官方组织来解决彼此的矛盾,向官微“举报”在饭圈之中的盛行,并不是一种偶然。</p>
<p>有人将饭圈团体类比为托克维尔的基督教会,因为后者也有一些不太“自由主义”的特征,与饭圈类似。如果基督教会可以1830年代的美国社会的组织基础,那为什么饭圈不可以?这其中的差别在于,美国的基督教会尽管很少真正地远离政治,但在政权面前能保持很大程度的独立性,在大部分时候,它们坚持宗教权威要高于政治权威,当国家的法律和自己所理解的圣经教诲相冲突时,它们也很少轻易妥协。相比之下,饭圈女孩早早就宣布“国家面前无偶像”,如果偶像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她们会毫不犹豫地“脱粉”。</p>
<p>从组织特征、集体心理、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功能作用和独立性来看,饭圈团体都和公民社会扯不上关系,然而它们和国家之间,并不完全是鱼肉和砧板的关系。对于饭圈团体,当局一方面要防范,另一方面也要利用,这就是为什么它们暂时没有遭遇公盟、传知行、立人大学等民间组织被强制解散的命运。</p>
<p>有的饭圈女孩对一些代表官方的组织高高在上颐指气使有意见,对国家“迎合”饭圈女孩的方式不满足,但这样的不满足并不蕴含她们希望或能够使国家往更进步的方向发展,她们更多是想改变她们和国家之间纯粹单方面付出的关系。即使她们和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国家整体的环境和趋势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改变。</p>
<p>如果事情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模样,我更倾向于认为,<strong>国家和饭圈之间,是“互相渗透”的关系</strong>。这种互相渗透的结果我们尚未得知,但饭圈不是没有可能变得比官方更加国家主义,如果有一天,上述的饭圈模式和流量偶像完全脱离,彻彻底底地政治化,那也没什么奇怪的。</p>
<p>饭圈具备轻松跨越美丽新世界和1984的灵活身段,目前它的潜力并没有完全展现,等它真正展现其“主体性”的时候,那应该就是她们用更极端的国家主义来反击官方的时候。如果饭圈能成为产生新的秩序的组织来源,那结果可能和那些公民社会的支持者设想的南辕北辙。</p>
<p>还有一种乐观的可能,那就是饭圈模式的大部分要件都是巧合。只是碰巧各种选秀节目发明了网络投票,百度出现了贴吧,微博开发了热搜、超话和打榜等功能,才培养起了这些饭圈团体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只是碰巧一部分追星的人也爱国,她们又恰好被官方组织看上,用来作为官民互动良好的宣传。一切都将止步于此。这里面有部分的事实,不过2012年以后,政治的逻辑要按照最坏的情况来设想。</p>
<p>如果这次的抗疫真的能对未来的公民社会有什么帮助,那应该是一种共同记忆的塑造。不是记住我们如何“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也不是记住体制所歌颂的那些“最可爱的人”,而是记住我们如何落入今天的境地,记住拯救生命的人如何被荒谬的决策者所牺牲,记住远方的人和身边的人如何被权力羞辱、驱逐、遗弃、非人化,记住活生生的人命如何在无助与绝望之中陨灭,记住一个义人如何被利维坦所谋杀。</p>
<p>正如刘绍华所说,“中国幸存的众人”必须“关注与挖掘历史,明白配合主体意识形态的桎梏所付出的代价”,否则,“当下一次新兴疫情又来危及人口稠密的土地时,这个依然学不会历史教训的政府仍将搭上遮羞布,将依然无法保护你、以及你所钟爱的国与家”。</p>
<p>参考文献:</p>
<p>[1]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五章第一节,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解。</p>
<p>[2] 安德烈亚斯·威默,《国家建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p>
<p>[3] 参见赵思乐,《覆巢:中国权利NGO的生死劫》,上中下三篇均发表于端传媒2015年9月15日。</p>
<p>[4] 刘绍华,《说给幸存者听》,原文链接已被删除。</p>
<p>说明:首发于端传媒,此为修订版,作者授权转载。</p>
最新访谈译文| 周雪光:新型冠状病毒暴露了中国国家治理中的根本性张力
2020-02-14T00:00:00+00:00
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archive/2020/02/14/xueguang-zhou
<p>原文来自「Politischer」:<del><a href="http://206.189.252.32:8083/%E6%9C%80%E6%96%B0%E8%AE%BF%E8%B0%88%E8%AF%91%E6%96%87%7C%20%E5%91%A8%E9%9B%AA%E5%85%89%EF%BC%9A%E6%96%B0%E5%9E%8B%E5%86%A0%E7%8A%B6%E7%97%85%E6%AF%92%E6%9A%B4%E9%9C%B2%E4%BA%86%E4%B8%AD%E5%9B%BD%E5%9B%BD%E5%AE%B6%E6%B2%BB%E7%90%86%E4%B8%AD%E7%9A%84%E6%A0%B9.html">最新访谈译文| 周雪光:新型冠状病毒暴露了中国国家治理中的根本性张力</a></del></p>
<hr />
<blockquote>
<p>按:本文为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周雪光教授接受的最新采访的译文,在该采访中周雪光教授对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的成因进行了组织社会学的分析。在访谈中,他认为正是由于中国国家治理中存在的“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深刻张力,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是此次肺炎危机蔓延的重要原因。访谈中,他还谈及了他对中国国家治理的思考,以及他近期学术研究的方向及成果。原文链接在斯坦福大学官网上,文末附有英文链接。</p>
</blockquote>
<p>问:新型冠状病毒造成的死亡人数在中国大陆继续上升,同时人民对政府应对疫情的反应感到愤怒。这场危机对中国政府有何影响?</p>
<p>答:<strong>这不仅是一种新型病毒的爆发,也是中国治理结构失败的表现</strong>,这场危机暴露了其官僚体制的不足。虽然任何政府在处理新的流行疫情的爆发都可能准备不足,然而,据我们目前所知,新型病毒在疫情爆发前几周已经在武汉被发现,但各级官僚机构没有发挥作用,有关部门也没有进入高度警觉。</p>
<p>我不会把责任归咎到地方官员身上,因为他们遵循了以前同样应对危机的模式。由于文化和政治原因,他们最关心的是在春节前几周和每年省人大会议之前平稳运行,并保持局势稳定。这种应对模式已经在中国官僚机构中已建立了多年。但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错误行为暴露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弱点。我们可以想象,中国其他省份和城市也都也发生过类似的卫生危机和其他问题,因为官员们都有着相似的心态。这些问题不是发生在个别官员身上,而在于整个官僚机构都被命令以这种方式应对这些不和谐的信息。</p>
<p>我希望这场危机能成为一个转折点,这种情况下的危机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足以使他们意识到需要改变的情况。我希望它使政府必须改变其决策过程、透明度以及对社会的开放性。<strong>中国现行的治理机制是自上而下的决策执行机制,而不是自下而上的信息汇集和传递机制</strong>。因此,即使如新型冠状病毒一样丰富的信息,但它也没有从地方到高层的有效信息传递。中国现行体制无法应对国家广袤领土和庞大的、异质人口的大量信息。事实上,高官们试图保护自己并过滤信息,而不是公开处理他们无法应对的信息规模。</p>
<p>问:自从冠状病毒爆发以来,你对中国治理的研究有了浓厚的信息。请谈谈你更多的研究内容。</p>
<p>答:十多年来,我一直在中国做田野调查,并用以中文的方式发表了这个主题的文章。2017年我在出版了一本论文集,名为《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项组织学的研究》。本书的主题是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在各种治理问题上的关系。中国国家治理中充满了分歧和挑战,新型冠状病毒危机已经暴露了这一点。</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4/xojpev8ua5iJM9q.jpg" alt="" /></p>
<figcaption>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figcaption>
<p>该书出版后六个月内,这本书在中国被“取消发行”并禁止了再版,出版商把版权还给了我,所以我制作了一个可以免费下载的电子版。自从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后,几天之内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就有近4000次关于分享这本书的内容,我曾讨论了十多年的一系列议题突然变得高度相关。<strong>一方面,我对这件事的出现感到悲伤:有时你不希望你的预言成为现实</strong>。但我也觉得自己是清明的。也就是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研究一些我认为基础性的但并未被完全理解的东西,而现在我过去多年来提出的论点突然间被广泛讨论并产生了影响。而我正在写这本书的英文译本。</p>
<p>问:你讨论了一种在中国国家治理中的基本张力,这张张力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显现的?</p>
<p>答:由于中国庞大的治理规模,中央集权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央决策与地方政策执行的矛盾。这种矛盾导致了权力集中与有效的地方治理之间的根本紧张关系。矛盾的根源在于:<strong>权力集中的程度是以牺牲地方治理的有效性为代价的</strong>。也就是说,权力的集中使决策权和资源远离了那些在问题解决中拥有更准确信息和能力的层级。反之,地方治理能力的增强意味着地方权力的扩张,往往导致(或被解释为)偏离中央,从而构成对中央权力的严重威胁。</p>
<p>在新任领导下的几年里,中国经历了巨大的中央集权。这就是地方政府失效的原因,地方缺乏自主性和主动性并推脱责任。其结果之一是,信息从一个治理层级过滤或被阻塞到另一个治理层级。问题每天都会出现,但却从来没有被媒体或公众关注过:其中就有有事故、犯罪、腐败,虽然也有人抗议,但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新型冠状病毒爆发是一个当局无法简单掩盖的极端案例,因此我们暂时通过社交媒体和其他非正式渠道听到了更多的声音和批评。</p>
<p>我希望这场危机能成为一个转折点,让中国社会认识到,信息的有效共享对中国社会安宁的至关重要性。有时我会通过微博上的个人页面发布书评、评论以及对各种话题的看法,前段时间,我在看了HBO拍摄的《切尔诺贝利》剧集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来思考切尔诺贝利灾难。这些都是信息失误,与武汉现在的情况有许多相似之处。自从病毒爆发以来,我的这个帖子在中国社交媒体和其他各种渠道已经被多次分享。</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4/qJxh5gc8IXuVnzi.jpg" alt="" /></p>
<figcaption>HBO剧集《切尔诺贝利》</figcaption>
<p>问:中央集权和有效治理之间这种根本的紧张关系对中国的未来有何影响?</p>
<p>答:历史上这种紧张局势造成了集权和分权的循环。分权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效益,并推动了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事实上,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和改革的是由分权所产生的,正是它使中国取得成功。但是,权力下放对中央政府构成了威胁,因此它又回到了权力巩固的状态,正如我们过去几年在新的领导人领导下所观察到的那样。</p>
<p>其次,资源和决策权越是向上集中,地方治理的有效性就越低。这表现在地方政府缺乏主动性,反而给中央政府造成负担。中国经济的放缓已经给中央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现在,随着控制新型冠状病毒蔓延,中国经济几乎是在接近停滞。经济停滞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它将是多么严峻,以及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恢复。</p>
<p>因此,我认为,中国要经历另一个权力下放阶段只是时间问题,但这也可能只是一个永久循环的另一部分。除非中国将挑战转化为政治行动并对治理的制度基础作出根本性的改变,否则这一循环将继续下去。<strong>然而,这种改变将涉及中国的官僚体制和官方意识形态,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不太可能发生</strong>。</p>
<p>问:你对中国官僚体制的研究有什么发现?</p>
<p>答: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一直在做田野调查,研究中国官僚体制的内部运作机制:观察地方官员在解决问题、危机管理、政策执行方面如何表现,以及与上级和下级官僚机构之间的互动。关于中国政府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在地方层面(自下而上的视角)和中央层面(自上而下的视角)是如何运作的,我已经提出了一些理论模型和论点。</p>
<p>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我已经在研究江苏省官员的职业流动模式。江苏省是中国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上海。我现在有一个数据库,包含了超过40000名官员的50万条记录,详细记录了他们从1990年到2013年的职业生涯,该项目揭示了许多与中国官僚机构和治理有关的重要议题。例如,党和政府的双重权威是中国党与国家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可以从人事管理的角度来考察这一现象的关键性特征,即官员是如何在党与政府不同岗位上流动的。我们将有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p>
<p>这个项目的另一个方向是我所称之为“层级空间流动”的研究,这意味着只有少数官员能够越过官僚阶梯的行政管辖权,从而进入下一个更高级别的行政管辖权,而大多数官员一生都是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生活的,官员流动的两级分化,与空间流动性和地域流动性形成鲜明对比,这就是为什么每个地方都有密集的社交网络和强大的边界。中国官僚体制中的这种分层流动对理解中国的治理方式有着巨大的影响。例如,<strong>地方网络的强大相互保护与其直接权力机构的官员有着密切的联系,导致地方政府在应对危机或与上级互动时“共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爆发未能成为流行病就是其中一个例子</strong>。</p>
<p><img src="https://i.loli.net/2020/02/14/hHEGYtpDw4NOPWx.jpg" alt="" /></p>
<figcaption>周雪光教授</figcaption>
武汉广发肿瘤医院被临时征用,家属口述癌症患者被强制出院后的遭遇
2020-02-14T00:00:00+00:00
https://Terminus2049.github.io/archive/2020/02/14/wuhan-hosiptal
<p>原文来自「中国新闻周刊」:<del><a href="http://206.189.252.32:8088">武汉广发肿瘤医院被临时征用,家属口述癌症患者被强制出院后的遭遇</a></del></p>
<p>原创 霍思伊 杨智杰</p>
<hr />
<p><strong>刘军(化名)的家人是胃癌晚期患者,原本在武汉广发肿瘤专科医院接受临终照料。2月5日晚7:50,他们突然收到通知,医院临时被征用,全部病区都被用来收治发热的疑似新冠肺炎病人。刘军的家人和其他至少15名癌症晚期病人,被全部要求强制出院。</strong></p>
<p><strong>10分钟后,病人被停掉打了一半的营养液,从医院被抬了出去。三天后,河南省周口市医疗队接管了这个二级专科医院。事实上,这家医院并不在武汉市公布的五批新冠肺炎定点医院中,在官方的新闻报道里也写明是“临时征用”。但对这些癌症晚期病人而言,“临时征用”的后果是,被强制出院,没有药物,无法输液,只能回家。</strong></p>
<p><strong>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咨询专家缪晓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一些医院人手不够,医生害怕,病人也不敢去医院。但是像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和恶性肿瘤患者,接受复查和有效的治疗是很迫切的问题,政府要考虑如何让这些病人看得上病。随着疫情的发展,他担心慢性病患者将迎来更大的困难。</strong></p>
<p><strong>以下是刘军的口述。在这个非常时期,抗击新冠疫情的呼声铺天盖地,而这些普通慢性病人及其家属的呼声则少有人听到:</strong></p>
<p>我的亲人今年59岁,患晚期胃癌,四年前切除了全胃,去年年底复发。她还有严重的肠梗阻,因为胃切除以后,只能靠肠道进食,所以肠梗阻后,身体就开始出现明显的恶化,去年12月已经无法吞咽任何东西,只要吃进去,就会吐出来。</p>
<p>医生经过多方尝试,觉得化疗对她已经没有任何作用,其他治疗也没必要了。但她无法进食,我们也没办法在家看护,于是经过多方打听后,找到了武汉广发肿瘤专科医院。这是一家二级肿瘤专科医院,也是武汉市的肿瘤重症门诊定点医院,以肿瘤科为主,主要收治一些重症肿瘤病人,并提供专门的临终照料服务。因为一般医院对于这类没必要进一步治疗的病人,一般都是劝退,所以我们找了一圈,发现这家医院是当时可以找到的条件比较好的,每个病人都是单间,所以1月17日我们就把她送住院了。</p>
<p>武汉1月23日封城,一开始对我们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这家医院的性质是肿瘤专科,所以封城后就没有再接收新的病人了,只留下危重病人。整个医院基本处于半封闭状态,所有的进出都有管制,只让家属能进,每次我们也都会戴口罩。</p>
<p>2月2日,我们突然接到医院的通知,这家医院可能会被征用来接收发热病人,要把我们所在的整栋楼腾出来,原本的病人全部搬到另一栋新楼里去。于是从这天开始,所有的医护人员和病人都开始做转病房的工作,医护人员也很辛苦,24小时不休息。</p>
<p>到了2月5日晚6点左右,我们过去送东西,正好碰到医生急急忙忙跑出来,说刚刚收到通知,马上就要搬,两三个小时之内发热病人就要全部住进来。然后所有的病人家属都被紧急叫到了医院,我们和其他家属一样,开始忙手忙脚地把东西搬到另一栋楼的新病区去。</p>
<p>到了新病区后,刚整理好房间还没到5分钟,护士长接了一个电话,她当时自己就崩溃了,说上级接到通知,要求我们所有病人马上离开医院,全部回家,整个医院全被征用了, 这是晚上7点50左右。</p>
<p>当时很混乱,很多病人还没有搬好。像我家亲人这样的接受临终关怀的病人,大概有15个人,基本上都是中老年人。刚接到通知的时候,所有人都是蒙的,很多人比较恐惧,不知道那些发热病人什么时候就会过来,因为通知说马上就会过来。我们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下一步怎么办。这些病人全都是临终关怀的病人,没有其他治疗手段,只是每天输营养液,维持基本的生存,米水都进不了。所以离开医院后,只要停止输液,自己没有任何手段去救治,回家只能等死。</p>
<p>当时,包括我们在内,很多病人都提出后续治疗的问题,但对于后续如何治疗,在家里怎么护理,应该怎样让病人减轻痛苦,当时哪怕只是口头上的一个交代都没有。我问,能不能至少提供一些药品,也没有。</p>
<p>我看得出来,那些医生护士其实也很想帮忙,但他们真的没有办法,他们自己也很崩溃,因为对于会接收发热病人,他们也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也没有什么防护设施。作为专科医院,此前也从没接待过发热病人。在武汉的疫情变得严重后,这些医护也只是戴了口罩,搬病房的时候,只有少数工作人员穿防护服,但也比较简陋。</p>
<p>后来,我们是第一个决定走的,当时营养液还没打完,输液当场停掉,就把病人抬走了,离开医院的时候是晚上八点。因为我们不想让老人再折腾,也不想当着她的面吵闹。而且当时有医护人员和我们说,医院马上就要全部封闭,如果现在不走,一会发热病人来了,谁都走不了。</p>
<p>我们走的时候其他病人还在和医院交涉,据我所知,后来这些人都还是被强制要求搬了出来。我了解到,后来整个肿瘤医院被河南省周口市的一个医疗队整体接管,所以我想再联系之前的医生和护士,都联系不上。我看了新闻报道,发现周口医疗队是2月8日上午进入武汉广发肿瘤医院的,也就是我们被强制出院之后的第三天。</p>
<p>被迫离开医院后,我就开始想办法。先通过在武汉协和医院的朋友打听到,协和所有病区都满了,而且现在他们的医护人员有限,像我们这种没太多治疗必要的病人,无暇顾及。后来我又去咨询解放军161医院,他们说,现在武汉医院针对任何病人,都要先排除病人的新冠病毒疑似,比如看胸片、抽血看白细胞、是否有发热症状等,排除后才可能接收,前提是他们有床位。</p>
<p>161医院的肿瘤科已经关停了,也没有病床,接收不了。前几天,我联系到蔡甸区人民医院,对方说可以接收,但他们那里也有发热病人,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可以让我们住院。因为蔡甸医院在武汉封城的范围之外,目前我们还没开到路条,所以也过不去。封路的人员告诉我们,要去找社区办的人解决这个问题。我还联系了两家私立医院,专门提供临终关怀服务的,但他们都说虽然有床位,但不再收治新病人。</p>
<p>后来,我通过一些朋友了解到,癌症晚期的病人求治无门的情况,在武汉很普遍。我朋友的家人在河北,已经因为类似的情况去世了。</p>
<p>住院如果实在不行,我们想能不能自己想办法获得一些营养液或找医生上门注射。但是后来发现,像营养液、镇定、麻醉、止痛类药剂,都是医院的管制类药物,只有住院后医生才能开。现在,即使能开到这类药品,在无法住院的情况下,让护士上门注射也很难。因为出过几起医疗纠纷,武汉在2019年就把所有的“医护上门”服务给停了,各大医院都严禁医生私自去住户家里,包括护士的护理也全部叫停了。但现在毕竟是特殊情况,希望医院考虑到我们这种病人,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p>
<p>我的亲人回家以后,离开了营养液,身体更加虚弱,体内不断出现新的炎症,也没有任何抗炎症的药物,病人越来越痛苦,一直喊疼,每时每刻都在呻吟,神智渐渐开始变得不清醒,只有本能反应,大声喊疼或发脾气。现在,她叫的频率和次数已经越来越少,因为越来越虚弱。</p>
<p>从2月5日晚上到现在,她完全没有进食,没睡过一觉。我们看着特别揪心,很难受。如果能够有任何办法,让亲人哪怕减轻一天或半天的痛苦,我们都会觉得心里稍微安慰一点点。但无论如何,我们是不会放弃的。</p>
<p>(2月13日,就在刘军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后不久,记者获悉,他的家人已经去世。他在回复中称:衷心希望你们的报道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家庭和人!)</p>
<p>(此文独家供稿腾讯平台,未经授权,不得转载)</p>
<p>值班编辑:石若萧</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