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

2018-05-12

作者:李静睿

原文《九年》写于 2017 年 5 月 14 日,2018 年《再发一次》重发后被删除。


一周前有编辑问我,想不想写一写地震十年。

我当然想写,但我不认为我真正想写的,能公开发出来。

这篇《九年》没有正式在媒体上发表过,我发给编辑看,说如果能发,我就不要稿费了。

她说,处理一下可以发。

几分钟后我看到了“处理”后的稿子,其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删改,编辑尽了她的力,但我还是不想发了。做记者八年,专职写作六年,为了发表和出版,我早就可以熟练地闪躲各种审查,但这一次,我厌倦了,不想再做任何“处理”,不想再安慰自己“能让更多人看到更重要”,不想以尊严,去换取那么一点点可怜的空间。我想说的话并不那么多,但起码在这一件事情上,我希望它能完完全全地被说出来。

写这一段的时候北京正在下雨,这场雨结束就意味着夏天,我永远不会忘记十年前的那个夏天,关于逝去的爱情,坍塌的房屋,权力的傲慢与欺骗。

不忘记,也不原谅,因为没有真相,就没有纪念。


1 2008年四月,我买了房子。买房这件事在那时并没有如今这般慎重,我看了两套,然后付了定金。首付用光我工作三年半的存款,但我也没有感到任何压力,找同事借了一万块,去宜家买了一些简单家具,五月初搬了进去。客厅有巨大落地窗,窗外是小区花园,房子在二楼,一棵槭树把碧绿枝条伸到窗口,不用出门采访的时候,我会坐在窗前看书,写根本没人看的博客,我正在经历濒临崩溃的感情生活,却不知为何对未来充满笃定,好像自己、城市和这个国家都必然向上,往未来去。

2 买房之前,我有一次跳槽机会,去胡舒立的《财经》工作,对记者来说,这可能是当时最理想的去处,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短暂犹豫之后拒绝了这件事。《财经》里有个女记者是我的好朋友,她有一天神秘兮兮对我说,想给我介绍他们单位的法律顾问,“萧瀚,你知道吧?中国政法的老师,跟你一样,很爱读书”,因为每期《财经》都读,我恍惚知道这个名字,我同样拒绝了这件事,没有一点犹豫。有没有搞错,我又可爱又聪明,怎么会需要相亲?一年多以后,我和萧瀚莫名其妙相识,又莫名其妙结婚,2008年像一个巨大的伏笔,暗示了我们所有人的命运。

3 五月十二号那天我在报社,四楼,大概是在写一篇不怎么重要的小稿。整栋楼开始晃动,过了一会儿我们才意识到这是地震,又过了一会儿,开始有消息说震中在四川,强度8.2级。我不停打父母的电话,一直不通,打了三个多小时,周围渐渐有四川籍同事哭泣,我手脚冰凉,止不住发抖,却不知怎么想起高中地理老师说过,自贡不在地震带上,不会发生大地震。老师不会错的,我反反复复对自己说,竭力回忆老师的细节,却只记得他矮矮胖胖,是一个不怎么体面的中年男人。

4 三个小时后,我接到一个电话,来自小时候暧昧数年却从来没有真正在一起的家乡男青年。他在大街上,有嘈杂背景,他没头没尾地大声对着电话说“房子很抖,但没塌,我没事”,然后挂断了电话。后来通信恢复正常,他对我说,地震的时候他冲到大街上,然后开始不停拨电话,他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什么第一个电话会拨给我。这样荡气回肠的故事却没有一个荡气回肠的结局:地震之后我们把断了多年的联系续上,他经常给我汇报,又相亲了,又恋爱了,终于有一天,又是在一片嘈杂背景中,我再次接到电话,明显喝高了的他说:“我结婚啦!”我也终于想到,那个电话因为是他把我存成了“阿花”,这样我就会是通讯录上第一个人。

5 妈妈说,地震时她在打麻将,本来都跑出麻将馆了,后来觉得不行,又回去拿了抽屉里的六百多现金,我在电话里后怕到哭起来,劈头盖脸骂了她一顿。过了几天听到同事说,她妈妈住六楼,锅里炖着鸡,都跑下楼了,实在舍不得,又回头端了那锅鸡。

6 爸爸妈妈在大街上睡了一晚上,带着凉席、冰啤酒和盐水花生,和邻居们在路灯下斗地主,忘记了他们是赢还是输,但电话里听起来大家都很兴奋,像一个不知道怎么定义的节日。

7 我每天都早早去报社,也没什么事情,第一批记者当天就去了一线,我们后方的人,就每天采访无聊得要死的“专家分析”。大家都不想回家,交了稿就在报社里看电视到深夜,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过那么久的央视新闻,开始每个人都哭,后来泪水渐渐也干了,好像有谁半悬空中,两眼灼灼,嘲笑我们这些并无资格悲痛的人。

8 那时候关心的人也在前线,两天没有消息,我走投无路,冒充表妹给他报社打电话,说家里很着急,问他有没有和单位联系。对方很热情,那时候大概人人都很热情,让我留一个他家里的电话,他们有消息就及时通知,我在慌乱中挂断了电话,感到这场恋情的一切都像一出极为拙劣的电视剧,明确的结局就在前头,我也不是很着急。

9 二十号左右,待在北京的焦虑和愧疚终于变得不可忍受,落地窗,干净的地板,新买的沙发,美丽的初夏,三千块月供,房本,一切都变得罪恶,我和摄影记者一起,去了绵阳。

10 宾馆潮湿阴暗,房间却很大,网络不怎么好,但城中只有两家宾馆还有网络,记者们就都住在这里。那个人也在,清晨六点,他去采访之前敲我的房间门,递给我一大包德芙巧克力和一个双肩背包,又叮嘱我不要中暑。我早就知道,遇到灾难我们一定很好,但灾难总会过去。张爱玲年轻的时候写《倾城之恋》,一座城市的沦亡和成千上万的人死去,都是为了成全白流苏和范柳原做一对平凡夫妻。到了《小团圆》,二次世界大战快打完了,九莉说,“唉哟,希望它永远打下去”,邵之雍沉下脸:“死这么许多人,要它永远打下去?”我却并不想在地震和瘟疫中恋爱,我想要的,是对寻常日子的温情与耐心。

11 采访的记忆变得模糊。去过一次江油,看灾民的安置帐篷,有家人在煤炉上做了莴笋烧泥鳅,客气地问我要不要留下来吃饭,我当仁不让吃了,莴笋非常香,我吃了三碗饭。又去了山上的安置点,每家每户都在斗地主,我坐在边上,看局上连出四个炸。坐货运直升机去唐家山,遇上大风,飞机始终无法降落,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以为自己会死在这里,脚下是已经封闭的北川县城,直升机飞得很低,我看见一片废墟,想到上帝和挪亚的约定,在洪水过去之时,天空中必然出现彩虹,这样上帝就会记得“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

12 我渐渐不知道应该写些什么。已经有消息说,不许提“豆腐渣”三个字,采访的官员们开始热烈谈论重建,毕竟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我们是不是最善于让一件事“过去”的民族?我去孤儿院,看到那些刚刚成为孤儿的孩子,给他们一人一根我没有吃完的德芙巧克力。电视和报纸上的新闻开始让我不适,大爱,坚强,灾后重建,捐款。在北京时,我一周内捐了三次,到了灾区,一分钱都没有捐。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给中国的官方慈善机构捐过钱。

13 又去成都采访了几天。住在四合院式的宾馆里,早餐有培根和太阳蛋,冰冷橙汁,采访打车,车上有空调,大家晚上去酒吧喝酒,同住的女同事让我替她分析几个追求男,我回到了常态,甚至包括感情。我们又开始生疏,不怎么联络,打五分钟以内的电话,因为两个人都不再有危险,关心和惦念失去背景,变成一种多余。

14 地震这件事过去了,虽然很多事情都过去了,但我始终没能接受这件事也会过去。北京举办了奥运会,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家一起,得意洋洋,宣示自己的富有、权力和无情。到了九月,官方公布说共有69227人死亡,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看到报纸,我在办公室里骂了一句脏话,我不信,是的,我没有任何依据,那又怎样,日你个仙人板板,老子不信。

15 第二年,TZR公开呼吁民间调查学校工程质量,他在三月被抓,两个律师是PZQ和XL,几年之后,他们也先后入狱。谭作人被判了五年,一个人想知道孩子们为什么会死,坐了五年牢。在这些事情和另外一些事情之后,我不能忍受“在框架内寻找解决方案”和“建设性批判”,这个框架只是让我恶心,在很多人的眼里,我变得偏激和乖戾。

16 我看了HBO的纪录片《劫后天府泪纵横》(China’s Unnatural Disaster: The Tears of Sichuan Province)(翻墙地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fMTDmaWIto),那时候Google还没退出中国,找东西还挺容易。片子里绵竹市富新小学的家长们举着死去孩子的照片,准备一路游行到德阳市政府,要求官方调查豆腐渣校舍,途中来了警察和不少官员,绵竹市委书记蒋国华跪在家长面前,求他们不要去,又承诺一定会对孩子们有个交待。

17 九年过去,当然没有交待,蒋国华还是当官,变成德阳市人大副主任。想到片子里有个母亲,跪在女儿的坟前,鼻涕眼泪齐飞,大哭着说,早知道这样,妈妈就不送你去学校了。

18 早知道这样,妈妈就不把你生在中国了。

19 地震第三年,我去北川回访。新县城崭新漂亮,像用积木整整齐齐搭成,卖给灾民的价格是六百块一平方。我专门去采访重组家庭,就是地震中各自死掉伴侣,又重新组合在一起。采访一塌糊涂,我和采访对象都不说话,大家都愣在那里,像两块烈日下无法融化的冰。我应该问些什么呢?你现在好不好?你想不想以前那个人?你……爱谁多一点?

20 有个女人,丈夫死了,自己截了肢,嫁给了当时救她的人。她主动对我说,三年里自己总是梦到他,戴着眼镜,沉默着站在那里,她很着急地跟他说:我到处找你,你去哪里了呢?但是梦里的人,始终没有开口说话。

21 很多人自杀。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很多犹太人熬过了奥斯维辛,出来后却不能忍受这个世界一切如常,和活着比起来,死显得更为容易。

22 擂鼓镇上还有很多灾民住在板房里,我采访的那家,自己本来有三层小楼,结实极了,根本没有倒,谁知道最后被政府拆掉了,因为灾后得“统一建设”。

23 板房大概有十平方米,用木板勉强隔出了“卧室”和“客厅”,公用厨房在隔壁,公用厕所则在另外一边,要用水得拎着桶去老远的地方接。五月,四川漫长闷热的天气才刚刚开始,我坐了半个小时,热得中了暑。面前是一个面无表情的六十岁男人,八级地震没有毁掉他的家,政府倒是毁掉了,他看起来对此也没有什么愤怒和怀疑。

24 我再也不想回汶川和北川。爸爸学会开车之后,曾想开过去映秀,但新司机有点胆怯,他后来跟我说,朋友们都去了,买了汶川大樱桃,拍了很多照片。

25 我在网上看到“北川地震遗址售票亭”的照片,售价三十,校舍质量问题始终没有个说法,各方官员到贪污掉多少善款还是个谜,一点不意外的,这里变成了一个景点。

26 现在想起来,很多事情都从这一场地震开始。地震之后,我们回到北京,人生似乎从此划出一条清晰界限。大家都离开新闻业,去了更好的地方,挣到更多钱,有更稳定的感情生活,生活中那些犹疑不决的部分渐次消失,每个人都变得确定。

27 2015年,我在东京生活了三个月。东京严谨、笃定、森然有序,大家列队走过十字路口,又列队走上地铁扶梯,这个城市也许有隐秘的冲动迷茫,但起码从表面上看起来,它臣服于明确的秩序、既定的规则,像人近中年的我们。那时我非常想念纽约,想念深夜的地铁,混乱的下城,整个城市都在无方向流动,像混沌初开,一切尚未被命名和定型。

28 但地震还是在那里,像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恶化的肿瘤。东大宿舍进行地震演练,消防局开了一大货车过来,车厢打开是一个小小房间,那个车可以震动,每个人都得上去,感受它模拟出的地震强度,三级,五级,七级。我们一人抓住两个桌子脚,开始也觉得好玩,到了七级,我尖叫起来,还好一切到此为止,他们模拟不出八级,我走下来,迅速忘掉这件事,不想去想象一场八级。

29 回到2012年,九月十一日,我们去了世贸遗址,到了才知道那两天里头只对死者家属开放。我们坐在台阶上喝咖啡,等不知道什么东西,好像隐约听到有人说,奥巴马会过来。扩音器里有单调声音传出,开始我没听懂,后来才意识到,那是有人在读死难者名单,一个接一个,一个女人读累了,又换成一个男人。听了一个半小时,我觉得困和挫败,起身说:我们走吧。

30 我们没有名单。三年大饥荒,反右,文革,唐山大地震,汶川大地震……死去的人没有名字,他们不过被纳入还不见得准确的统计数据,那些寻找名字的人,坐牢的坐牢,被禁的被禁。几年前有一部纪录片,叫《4851》(翻墙地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IZpRHDOJpg),一个半小时,屏幕上滚动4851个地震遇难学生的名字,默默观看这些名字,又写下这篇文章,是我在九年后,唯一能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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