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7日,台北飄著冷雨。我們臨時利用手中的材料在自由廣場搭建了靈台,紀念李文亮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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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幸存者的最后责任。用自己的语言而不是他们的语言记忆,拒绝使用符合他们道德审美的词汇比如“正能量”,不哼唱他们的旋律,唾弃他们诗歌朗诵的韵律。不主动遵守他们的规则,比如不主动把水杯交给地铁安检员。不被系统异化,也是一种抵抗的方式。用我的身体和我的语言作为记忆的载体。剩下的就是我的生命,我的经验,我全部的故事,都属于我自己,也留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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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婷回应称,回乡前,武汉看起来“一切正常”,很少有人戴口罩,人们正常逛街、购物。接触到的有限信息让他们对疫情没有一个清楚的判断,刘婷甚至听说,有人传谣被抓,“我们以为就只是单纯的肺炎,没放心上”,刘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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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好大喜功、把丧事当成喜事办的官员,还要在台上丢人献丑搞到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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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这篇“谣言”会埋没在众多“真正”的声音中,但是没有关系,李文亮告诉了我一句话。“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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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亮医生以这样的方式告诉我们也告诉这个社会,一旦失去正常表达的可能,我们将面对怎样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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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点左右,ECMO被撤掉,上级要求“争取时间等组织回应”,ECMO重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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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想起那句流传的话,当尖锐的批评声不被允许,不够卖力的赞扬或许也成为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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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话术的精妙之处在于,把你原本无权插手的事务当作你的义务,从而把你对任何事情的不满和愤怒转化为你自己的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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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不会想到,长大后,会因为湖北人这个身份标签,受到更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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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工厂停工,物流受阻,中国的公私事业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社会无法正常运转,武汉市封城,湖北省几乎等于全省封省。民生问题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虽然新闻媒体一直在报道乐观的消息,但是在疫区确实出现了人道主义灾难,这个问题不能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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